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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技术与信息（第2页）

在20世纪80年代，我发现了一种非常有用的信息，这就是在赛季前进行的“体能测试”时收集的数据。这种测试是由一系列的20米短跑组成的，用来测量球员的身体状况。这种体能测试很残忍，但是也很精确——对于我和其他工作人员来说非常有用。我们通常会在赛季末测试球员的身体健康水平，然后在赛季前重新排兵布阵时，对球员进行再次测试。借此我们可以很快了解到他们是否在暑假期间很好地保护了自己的身体。

很多年前，你如果想观察一名球员或一支球队，唯一的途径就是长途跋涉去观看比赛。迄今为止，这仍旧是最好的观察方式，但是今天的摄像机可以把镜头拉得更近。在阿伯丁队时，我们使用的是原始的录像分析。其实就是由两三台摄像机拍摄下来的少数几场比赛的录像带。这些录像带的质量很差，而我们也没有相关的设备和人员进行剪辑。但是这些带子还是聊胜于无的——虽然强不到哪儿去。如今每一场比赛都会有摄像机去记录，从各个角度去录制。在曼联队，我们的录像分析团队会把那冗长的录像带编辑成精华片段。

曼联队首次安装专业的录像分析系统是在21世纪初。借此我们可以告诉球员们什么地方需要改进，也改变了我们计划未来的方式。同时我们还能通过录像分析了解很多对方球队和球员的信息及数据。这是计划程序中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当赛程排得很满时，球队需要面对密密麻麻的英超、欧冠、足总杯和联盟杯的赛事，这时录像分析的作用便得以彰显。

录像可以显示出对手在比赛中所采取的阵容、他们在特定情况下的换人选择以及他们角球和任意球的踢法。我可以借此挑选出最佳的阵容，因为我不得不提前安排出好几场的比赛——确保每一场比赛都能够派上最强的11个人。在我执教曼联的后期，我更加努力地做这项工作，我会让一些球员休息两场比赛，以便他们能在最重要的比赛中拥有最好的状态。

运动科学和录像分析团队总能够想出新的测量方式，这对我来说没问题，因为我总是对新鲜的事物很好奇。但是在我的那个年代，没有电脑能够为我提供运动员热图，或是告诉我一场比赛中球员的跑动距离是多少，因此我更多地去依靠日积月累的经验，这些经验则来自我观看的数以万计的球员的数千场比赛，而不是依靠那些计算机打印出来的材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发现自己需要面对不断增长的海量信息。任何一位具有竞争意识的人直接的自然冲动便是将这些信息保密。但是我会把信息分为两类：我希望透露的信息和我连自己的祖母都不会透露的信息。

领导者的一大特征就是乐于分享信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是很高兴分享自己的知识的——或者至少是他有的部分知识。在阿伯丁队进入欧洲联盟杯的比赛之前，博比·罗布森执教伊普斯维奇队，他告诉了我分享信息这一概念。博比邀请我去看伊普斯维奇的训练，我甚至学到了一种传球训练的方式，将其化为己用。我相信博比知道我已经对他的球员耳熟能详了，因为我在现场和电视上都看过他们的比赛，于是我去了之后就只观看训练。我认为那真是一种慷慨的姿态，是他做人的标志，也是我值得学习的地方。

我非常乐意世界各地的教练们来我们的训练场参观并做些笔记，这让很多人感到惊讶，也许他们认为我是在教这些人如何使用玉米片、番茄酱和两杯面粉制作原子弹。1983年沃特沙伊托尔队（Waterschei）的主教练恩斯特·库尼克（ErnstKünnecke）在欧洲优胜者杯半决赛之前来观看阿伯丁队的比赛。他在阿伯丁待了几天，在那期间我邀请他观看我们的训练。他当时简直是目瞪口呆，但是我们所做的无非就是一次普通的日常训练，注重控球、穿插跑位和结尾训练。尽管如此，我可以肯定他走的时候在想：“我的天哪，这个俱乐部居然会让我观看训练。”

2011年，我们希望改善球队的医疗中心，当时拜仁慕尼黑队让我们去参观。于是曼联队的高级医师史蒂夫·麦克纳利（SteveMally）和我前往德国去考察。拜仁队允许我们察看整个医疗中心。他们的医疗中心运营得就像一家医院，我们备受启发，并且借鉴了他们的很多想法。他们还有一个带有阶梯座位的录像分析中心，并且录像中还为不懂德语的球员加入了字幕。我非常希望曼联也能够这么做，因为我们的卡洛斯·特维斯和胡安·塞巴斯蒂安·贝隆不懂英语。

当我们在卡灵顿兴建医疗中心时也效仿了拜仁的做法，消息不胫而走，都说我们这里是英格兰最好的医疗中心，于是其他英超球队都希望来参观。我认为这没什么可惊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有一支庞大的医疗队伍，包括物理治疗师、牙医和手足病医生。他们知道我们购买了哪一种机器，而且我敢肯定各生产商会很乐意把自己的宣传册拿给他们看。

有时我很好奇为什么人们对于信息念念不忘。这就像站在病房里盯着病床监护仪上的数字，而病人却因为吃鸡肉三明治而噎死了。你必须考虑生活中的人为因素，因为环境和偶然事件会改变任何事情，甚至是那些清晰报道的精确数据。知道一名球员的心率并且把世界上所有跟他踢一个位置的球员的录像拿来分析并没有什么用途，因为他可能会因为情绪失控而在比赛一开始就被罚下场了。

机密

虽然我认为自己很开明，也很乐于分享经验，但是对于有些事情，我还是很谨慎的。因为在任何一场激烈的竞争中，保守秘密和机密都是强有力的武器。透露自己的动向或是告诉自己的对手你的打算，这样做一点儿好处都没有。对于任何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我都会将其严格保密——我们可以支配的用来签新球员的款项、我们中意的球员或是伤病情况。我的口头禅是：“什么也不要告诉他们。”我永远都不会向任何人透露我想要签哪名球员，我也不希望其他教练知道我的队员的身体健康状况。

在2009—2010赛季，鲁尼在欧洲冠军杯第一赛程的14决赛中受了伤，我让他一直穿着自己那双康复用的鞋子，这样拜仁就不知道他能够在第二赛程中出场了。这一计策很奏效，但不幸的是我们仍旧没能进入半决赛。秘密行动和保密工作是任何团队的有力武器。

以前我经常会在比赛的前一天向队员们公布第二天的首发阵容，但是这一消息总会泄露到报纸媒体那里去。于是我改变了策略，我会告诉每一名球员他们是否会出场，但是我会确保在比赛当天早晨之前不透露完整的首发队员名单。2012年保罗·斯科尔斯首次退役后复出是在足总杯的一场比赛，我们对阵曼城。在斯科尔斯脱掉领带和夹克穿上队服之前，甚至连曼联队的其他球员都不知道他是否会出场。

足球经纪人经常会对自己的球员死缠烂打，试图获得比赛阵容信息。然后他们就可以用这些信息讨好记者们了，他们会坐在车里，在训练场外面等待自己客户的出现。他们会给球员打电话，然后进行狂轰滥炸似的盘问，如：“今天过得如何？训练得怎么样？谁受伤了？你明天会上场比赛吗？教练说了些什么？”1分钟后，他们就会把这些信息传达给跟自己关系好的记者。

曾经有一段时期，曼联队的秘密总是会出现在同一家报纸上，而记者也是同一个人。这简直让我抓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后来我调查出这位记者住在阿尔德利埃奇（AlderleyEdge），那是曼彻斯特城的一个郊区，我们的很多球员也住在那里。原来，他会在周六的晚上跟曼联的球员们一起喝酒，他确实是一个优秀的记者，能够运用某种技巧从球员们那里套出他们本应保守的秘密。在我弄清了事情的原因之后，我把所有住在阿尔德利埃奇的球员都召集在一起，义正词严地告诉他们：“如果我再看到那些不希望看到的内容，你们就都完蛋了。我不管是谁泄露了信息，你们全都要被罚款。”这招果然很奏效。

格雷姆·霍格（GraemeHogg）是曼联队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后卫球员，他费了很大劲才明白保密这一概念。1987年我们对阵埃弗顿队，他们是当年英格兰顶级联赛的冠军。为此我们花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排兵布阵，最后我决定仅用3名后卫队员去应对对方的2名前锋。就在比赛当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格雷姆·霍格协助完成的一个专栏，题目是“我们如何打败埃弗顿”。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当时告诫自己要冷静下来，不至于在见到霍格时杀了他。虽然那场比赛霍格上场了，后续也踢了几场比赛，但是不久之后的1988年我们就把他卖给了朴次茅斯队（Portsmouth）。

整体看来，与政界人士相比，我的处境还算不错的。在1997年大选之前，我跟托尼·布莱尔（TonyBlair）在曼彻斯特共进晚餐，当时我们谈到了让他的内阁大臣们都能够表现得中规中矩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因为这些内阁大臣都垂涎他的职位，他们会向自己最喜欢的记者透露一些机密，借此换取对他的正面报道。我对布莱尔说：“如果你每天都能把他们召集在一间屋子里，那就无须操心这些了。但是他们可能会离你而去。”他笑着说：“也许你是对的。”我回答道：“我说的就是对的，不用担心。”

我的知己很少，我能够吐露真情实感的人只有凯茜，我的弟弟马丁、布里奇特（Bridget）和一位亲戚约翰·罗伯特森。除了我的家人，还有一些打小就认识的朋友和2位阿伯丁时期的朋友是可以信任的，我们的律师莱斯·达尔加诺（LesDalgarno）和我们家的朋友戈登·坎贝尔（GordonCampbell）也都是能帮我保守秘密的人。

在阿基·诺克斯回到苏格兰之后，我逐渐跟卡洛斯·奎罗斯和迈克·费兰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虽然我会信任这两人，却始终没有达到跟阿基·诺克斯那样的亲密无间的关系。但是话说回来，阿基和我曾经搭档了成百上千个小时，这也使得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更为深刻、与众不同的关系。在所有的教练中，我感到关系很亲近的有约翰·莱尔、我非常崇拜的前英格兰主教练博比·罗布森和山姆·阿勒代斯。

但是正如我所言，圈内的知己真的很少。也许想要多交一些挚友是很难的事情，因为这种友谊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共同经历为基础的。正如我父亲经常说的，你只需要6个人帮你抬棺材。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理解这句话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