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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传003（第3页）

事实上，尼古拉既不杀人，也不偷盗，音乐于他亦只是暂时的激动；但娜塔莎已经到了完全迷失的顶点。这是在歌剧院某次夜会之后，“在这奇怪的、狂乱的艺术世界中，远离着现实，一切善与恶，**与理性混合在一起的世界中”，她听到阿纳托里·库拉金的倾诉而答应他把她带走的。

托尔斯泰年纪愈大，愈害怕音乐（221）。一八六〇年时在德累斯顿见过他而对他有影响的人，奥尔巴赫，一定更加增他对于音乐的防范。“他讲起音乐仿佛是一种颓废的享乐。据他的见解，音乐是倾向于堕落的涡流。”（222）

卡米耶·贝莱格问：在那么多的令人颓废的音乐家中，为何要选择一个最纯粹最贞洁的贝多芬（223）？——因为他是最强的缘故。托尔斯泰曾经爱他，他永远爱他。他的最辽远的童年回忆是和《悲怆奏鸣曲》有关联的；在《复活》的终局，当涅赫留多夫听见奏着《C小调交响曲》的“行板”时，他禁不住流下泪来；“他哀怜自己”——可是，在《艺术论》中，托尔斯泰论及“聋子贝多芬的病态的作品”时，表现何等激烈的怨恨；1876年时，他已经努力要“摧毁贝多芬，使人怀疑他的天才”，使柴可夫斯基大为不平，而他对于托尔斯泰的佩服之心也为之冷却了。《克勒策奏鸣曲》更使我们彻底看到这种热狂的不公平。托尔斯泰所责备贝多芬的是什么呢？他的力强。他如歌德一样，听着《C小调交响曲》，受着它的震撼，愤怒地对着这权威的大师表示反对（224）。

“这音乐，”托尔斯泰说，“把我立刻转移到和写作这音乐的人同样的精神境界内……音乐应该是国家的事业，如在中国一样。我们不能任令无论何人具有这魔术般的可怕的机能。……这些东西（《克勒策奏鸣曲》中的第一个急板），只能在若干重要的场合中许它奏演……”

但在这种反动之后，我们看到他为贝多芬的大力所屈服，而且他亦承认这力量是令人兴起高尚与纯洁之情！在听这曲子时，波斯德尼舍夫堕入一种不可确定的无从分析的境地内，这种境地的意识使他快乐；忌妒匿迹了。女人也同样地被感化了。她在演奏的时候，“有一种庄严的表情”，接着浮现出“微弱的、动人怜爱的、幸福的笑容，当她演奏完了时”……在这一切之中，有何腐败堕落之处——只有精神被拘囚了，受着声音的无名的力量的支配。精神简直可以被它毁灭，如果它愿意。

这是真的；但托尔斯泰忘记一点：听音乐或奏音乐的人，大半都是缺少生命或生命极庸俗的。音乐对于一班没有感觉的人是不会变得危险的。一班感觉麻木的群众，绝不会受着歌剧院中所表现的《莎乐美》的病态的情感所鼓动。必得要生活富丽的人，如托尔斯泰般，方有为了这种情绪而受苦的可能。——实际是，虽然他对于贝多芬是那么不公平，托尔斯泰比今日大半崇拜贝多芬的人更深切地感到贝多芬的音乐。至少他是熟识充满在“老聋子”作品中的这些狂乱的热情，这种狂野的强暴，为今日的演奏家与乐队所茫然不解的。贝多芬对于他的恨意比着对于别人的爱戴或许更为满意呢。

《复活》

《复活》与《克勒策奏鸣曲》相隔十年（225），十年之中，日益专心于道德宣传。《复活》与这渴慕永恒的生命所期望着的终极也是相隔十年。《复活》可说是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一种遗嘱，它威临着他的暮年，仿如《战争与和平》威临着他的成熟时期。这是最后的一峰或者是最高的一峰——如果不是最威严的——不可见的峰巅在雾氛中消失了（226）。托尔斯泰正是七十岁。他注视着世界，他的生活，他的过去的错误，他的信仰，他的圣洁的愤怒。他从高处注视一切。这是如在以前的作品中同样的思想，同样对于虚伪的战争，但艺术家的精神，如在《战争与和平》中一样，统治着作品；在《克勒策奏鸣曲》与《伊万·伊里奇》的**的精神与阴沉的讥讽之中，他又混入一种宗教式的静谧，这是在他内心反映着的世界中超脱出来的，我们可以说有时竟是基督徒式的歌德。

我们在最后一时期内的作品中所注意到的艺术性格，在此重复遇到，尤其是叙事的集中，在一部长篇小说中较之在短篇故事中更为明显。作品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和《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小史》完全不同。几乎没有小故事的穿插。唯一的动作，在全部作品中十分紧凑地进展，而且各种枝节都搜罗净尽。如在《奏鸣曲》中一样，同样淋漓尽致的人物描绘。愈来愈明彻愈坚实并且毫无顾忌地写实，使他在人性中看到兽性——“人类的可怕的顽强的兽性，而当这兽性没有发现，掩藏在所谓诗意的外表下面时更加可怕。”（227）这些沙龙中的谈话，只是以满足肉体的需要为目的：“在拨动口腔与舌头的筋肉时，可以帮助消化。”（228）犀利的视觉，对于任何人都不稍假借，即使是美丽的科尔夏金女郎也不能免，“肱骨的前突，大拇指甲的宽阔”，她裸裼袒裎的情态使涅赫留多夫感到“羞耻与厌恶，厌恶与羞耻”，书中的女主人，玛斯洛娃也不能被视为例外，她的沦落的征象丝毫不加隐匿，她的早衰，她的猥亵卑下的谈吐，她的诱人的微笑，她的酒气熏人的气味，她的满是火焰的红红的脸。枝节的描写有如自然派作家的狂野：女人踞坐在垃圾箱上讲话。诗意的想象与青春的气韵完全消失了，只有初恋的回忆，还能在我们心中引起强烈的颤动，又如那复活节前的星期六晚上，白雾浓厚到“屋外五步之处，只看见一个黑块，其中隐现着一星灯火”，午夜中的鸡鸣，冰冻的河在剥裂作响，好似玻璃杯在破碎，一个青年在玻璃窗中偷窥一个看不见他的少女，坐在桌子旁边，在黝黯的灯光之下，这是喀秋莎在沉思、微笑、幻梦。

作者的抒情成分占着极少的地位。他的艺术面目变得更独立，更摆脱他自己的个人生活。托尔斯泰曾努力要革新他的观察领域。他在此所研究的犯罪与革命的领域，于他一向是不认识的（229）；他只赖着自愿的同情透入这些世界中去；他甚至承认在没有仔细观察他们之前，革命者是为他所极端厌恶的（230）。尤其令人惊佩的是他的真切的观察，不啻是一面光明无瑕的镜子。典型的人物多么丰富，枝节的描写多么确切！卑劣与德行，一切都以不宽不猛的态度，镇静的智慧与博爱的怜悯去观察。……妇女们在牢狱里，可哀的景象！她们毫无互相矜怜之意；但艺术家是一个温良的上帝：他在每个女人心中看到隐在卑贱以内的苦痛，在无耻的面具下看到涕泗纵横的脸。纯洁的、惨白的徼光，在玛斯洛娃的下贱的心魂中渐渐地透露出来，终于变成一朵牺牲的火焰鲜明地照耀着它，这微光的动人的美，有如照在伦勃朗微贱的画面上的几道阳光。毫无严厉的态度，即使是对于刽子手们也不。“请宽恕他们，吾主，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最糟的是，他们明白自己所做的事，并且为之痛悔，但他们无法禁阻自己不做。书中特别表出一种无可支撑的宿命的情调，这宿命压迫着受苦的人与使人受苦的人——例如这典狱官，充满着天然的慈善，对于这狱吏生活，和对于他的羸弱失神的女儿一天到晚在钢琴上学习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同样的厌恶；——这西伯利亚城的聪明善良的统治官，在所欲行的善与不得不作的恶之间发生了无可解决的争斗，于是，三十五年以来，他拼命喝酒，可是即在酒醉的时候，仍不失他的自主力，仍不失他的庄重——更有这些人物对于家庭满怀着温情，但他们的职业迫使他们对于别人毫无心肝。

在各种人物的性格中，缺乏客观真实性的，唯有主人翁涅赫留多夫的，其故由于托尔斯泰把自己的思想完全寄托在他身上。这已经是《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小史》中最著名的人物，如安德烈亲王、皮埃尔·别祖霍夫、列文等的缺点——或可说危险。但他们的缺点比较不严重：因为那些人物，在地位与年龄上，与托尔斯泰的精神状态更为接近。不像在此，作者在主人翁三十五岁的身体中，纳入一个格格不入的七十老翁的灵魂。我不说涅赫留多夫的精神错乱缺少真实性，也并非说这精神病不能发生得如此突兀（231）。但在托尔斯泰所表现的那人物的性情禀赋上，在他过去的生活上，绝无预示或解释这精神病发生的原因：而当它一朝触发之后，便什么也阻挡不住了；无疑的，对于涅赫留多夫的不道德的混合与牺牲思想的交错，自怜自叹与以后在现实前面感到的惊惧憎厌，托尔斯泰曾深切地加以标明。但他的决心绝不屈服。只是以前那些虽然剧烈究属一时的精神错乱，和这一次的实在毫无关联（232）。什么也阻不住这优柔寡断的人了。这位亲王家里颇富有，自己也受人尊重，对于社会的舆论颇知顾虑，正在娶一位爱他而他亦并不讨厌的女子，突然决意放弃一切，财富、朋友、地位，而去娶一个娼妓，为的是要补赎他的旧愆：他的狂乱支持了几个月之久，无论受到何种磨炼，甚至听到他所要娶为妻子的人继续她的放浪生活，也不能使他气馁（233）。——在此有一种圣洁，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能在暗晦的意识深处，能在他的主人翁的机构中，发露出它的来源的。但涅赫留多夫绝无陀思妥耶夫斯基式人物的气质。他是普通人物的典型，庸碌而健全的，这是托尔斯泰所惯于选择的人物。实际上，我们明白感到，一个十分现实主义的人（234）和属于另一个人的精神错乱并立着；——而这另一个人，即是托尔斯泰老翁。本书末了，在严格写实的第三部分中更杂有不必要的福音书般的结论：在此又予人以双重元素对立着的印象——因为这个人信仰的行为显然不是这主人翁的生活的论理的结果。且托尔斯泰把他的宗教掺入他的写实主义亦非初次；但在以前的作品中，两种元素混合得较为完满。在此，它们同时存在，并不混合；而因为托尔斯泰的信心更离开实证，他的写实主义却逐渐鲜明而尖锐，故它们的对照愈显得强烈。这是年纪的——而非衰弱的——关系，故在连续的关节上缺少婉转自如。宗教的结论绝非作品在结构上自然的结果。我确信在托尔斯泰的心灵深处，虽然他自己那么肯定，但他的艺术家的真理与他的信仰者的真理绝没有完满的调和。

然而即使《复活》没有他早年作品的和谐的丰满，即使我个人更爱《战争与和平》，它仍不失为歌颂人类同情的最美的诗——最真实的诗，也许，我在本书中比在他别的任何作品中更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的清明的目光，淡灰色的，深沉的，“深入人的灵魂的目光”（235），它在每颗灵魂中都看到神的存在。

托尔斯泰的社会思想

托尔斯泰永远不委弃艺术。一个大艺术家，即使是他愿欲，也不能舍弃他自己借以存在的理由。出于宗教的缘由，他可以不发表；但他不能不写作。托尔斯泰从未中辍他的艺术创作。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地方在最后几年中见到他的保尔·布瓦耶说他埋首于宣道或笔战的工作与纯属幻想的事业；他把这几种工作作为调剂。当他完成了什么关于社会的论著，什么《告统治者书》或《告被统治者书》时，他便再来写一部他想象了好久的美丽的故事——如他的《哈吉·穆拉特》那部军队的史诗，歌咏高加索战争与山民的抵抗的作品，便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236）。艺术不失为他的乐趣、他的宽弛。但他以为把艺术作为点缀未免是虚荣了（237）。他曾编了一部《每日必读文选》（一九〇四—一九〇五）（238），其中收集了许多作家对于人生与真理的思想——可说是一部真正的关于世界观的文选，从东方的圣书起到现代的艺术家无不包罗净尽——但除了这本书以外，他在一九〇〇年起所写的作品几乎全部是没有印行的手写稿（239）。

反之，他大胆地、热情地发表他关于社会论战的含有攻击性的与神秘的文字。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〇年间，他的最坚强的精力都消耗在社会问题的论战中，俄罗斯经历着空前的恐慌，帝国的基础显得动摇了，到了快要分崩离析的地步。日俄战争，战败以后的损失，革命的骚乱。海陆军队的叛变、屠杀、农村的暴动，似乎是“世纪末”的征兆——好似托尔斯泰的一部著作的题目所示的那般。——这大恐慌，在一九〇四年与一九〇五年间达到了顶点。那时期，托尔斯泰印行了一组引起回响的作品《战争与革命》（240）《大罪恶》《世纪末》（241）。在这最后的十年间，他占据着唯一的地位，不独在俄罗斯，而且在全世界。唯有他，不加入任何党派，不染任何国家色彩，脱离了把他开除教籍的教会（242）。他的理智的逻辑，他的信仰的坚决，逼得他“在离开别人或离开真理的二途中择一而行”。他想起俄国的一句谚语：“一个老人说谎，无异于一个富人窃盗”；于是他和别人分离了，为的是说出真理。真理，他完全说给大家听了。这扑灭谎言的老人继续勇敢地抨击一切宗教的与社会的迷信、一切偶像。他不独对于古代的虐政、教会的横暴与皇室权贵为然；在这大家向他们掷石的时候，他对于他们的愤怒也许反而稍稍平静了。人家已经认识他们，他们便不会如何可怕！而且，他们做他的职务并不欺骗人。托尔斯泰致俄皇尼古拉二世书（243），在毫无对于帝皇应有的恭顺之中，却充满着对于人的温情，他称俄皇为“亲爱的兄弟”，他请他“原谅他，如果他在无意中使他不快”；他的署名是：“祝你有真正的幸福的你的兄弟。”

他对于自由党人的反感已经是年深月久的事。当他在塞瓦斯托波尔一役中当军官，和处在圣彼得堡的文人团体中的时候，他已具有这反感。这曾经是他和屠格涅夫不和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骄傲的贵族，世家出身的人物，不能忍受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幻梦，说是不论出于自愿与否，依了他们的理想，可使国家获得真正的幸福。俄罗斯人的本色很浓，且是渊源旧族（244），他对于自由党的新理论，这些从西方传来的立宪思想，素来抱着轻蔑的态度，而他的两次欧洲旅行也只加强了他的信念。在第一次旅行回来时，他写道：

“要避免自由主义的野心。”（245）

第二次旅行回来，他认为“特权社会”绝无权利可用它的方式去教育它所不认识的民众（246）。……

在《安娜小史》中，他对于自由党人的蔑视，表现得淋漓尽致。列文拒绝加入内地的民众教育与举办新政的事业。外省绅士的选举大会表出种种欺罔的组织，使一个地方从旧的保守的行政中脱换到新的自由的行政。什么也没有变，只是多了一桩谎骗，这谎骗既不能加以原谅也不值得为之而耗费几个世纪。

“我们也许真是没有什么价值，”旧制度的代表者说，“但我们的存在已不下千余年了。”

而自由党人滥用“民众，民众的意志……”这些词句，益增托尔斯泰的愤懑。唉！他们知道些关于民众的什么事情？民众是什么？

尤其在自由主义获得相当的成功，将促成第一次国会的召集的时候，托尔斯泰对于立宪思想表示激烈的反对。

“晚近以来，基督教义的变形促成了一种新的欺诈的诞生，它使我们的民众更陷于奴仆的状态。用了一种繁复的议会选举制度，使我们的民众想象在直接选出他们的代表时，他们已参与了政权，而在服从他们的代表时，他们无异于服从自己的意志，他们是自由的。这是一种欺罔。民众不能表白他们的意志，即使是以普选的方法也不可能：第一，因为在一个有数百万人口的国家中，集团意志是不存在的；第二，即使是有这种意志的存在，大多数的选举票也不会是这种意志的表白。不必说被选举人的立法与行政不是为了公众的福利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也不必说民众的堕落往往是由于选举的压迫与违法——这谎言尤其可以致人死命，因为服从这种制度的人会堕入一种沾沾自满的奴隶状态……这些自由人不啻那些囚犯，因为可以选举执掌狱中警政的狱吏而自以为享受了自由……专制国家的人民可以完全自由，即使是在暴政苛敛之时。但立宪国家的人民永远是奴隶，因为他承认对他施行的强暴是合法的……瞧，人们竟欲驱使俄国人民和其他的欧洲民众同样入于奴隶状态！”（247）

托尔斯泰对于科学是非常严厉的。对这现代的迷信，“这些无用的问题：种族起源论，七色研究，镭锭原质的探讨，数目的理论，化石动物，与其他一切无益的论辩，为今日的人们和中世纪人对于圣母怀胎与物体双重性同样重视的”，托尔斯泰写着连篇累牍的文字，充满着尖利的讽刺。——他嘲弄“这些科学的奴仆，和教会的奴仆一般，自信并令人信他们是人类的教主，相信他们的颠扑不破性，但他们中间永远不能一致，分成许多小派，和教会一样，这些派别变成鄙俗不知道德的主因，且更使痛苦的人类不能早日解除痛苦，因为他们摒弃了唯一能团结人类的成分：宗教意识”（248）。

当他看到这新的热狂的危险的武器落在一班自命为促使人类再生的人手中时，他不安更甚，而愤怒之情亦更加剧了。他采用强暴手段时，他无疑是一个革命的艺术家。然而革命的知识分子与理论家是他痛恨的：这是害人的迂儒，骄傲而枯索的灵魂，不爱人类而只爱自己的思想的人（249）。

思想，且还是卑下的思想。

“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满足人类最低级的需求：他的物质的舒适。而即是这目的，还不能以它所拟的方法达到。”（250）

实际上，它是没有爱的。它只痛恨压迫者，并“艳羡富人们的安定而甜蜜的生活，它们有如簇拥在秽物周围的苍蝇”（251）。当社会主义获得胜利时，世界的面目将变得异样的可怕。欧罗巴的游民将以加倍的力量猛扑在弱小民众身上，他们将他们变成奴隶，使欧罗巴以前的无产者能够舒适地、悠闲地享乐，如罗马帝国时代的人一样（252）。

幸而，社会主义最精华的力量，在烟雾中在演说中耗费了——如饶勒斯那般：

“多么可惊的雄辩家！在他的演辞中什么都有——而什么也没有……社会主义有些像俄国的正教：你尽管追究它，你以为抓住它了，而它突然转过来和你说：‘然而不！我并不是如你所信的，我是别一样东西。’它把你玩于手掌之间……耐心啊！让时间来磨炼吧。社会主义的理论将如妇人的时装一般，会很快地从客厅里撤到下室中去的。”（253）

然而托尔斯泰这样向自由党人与社会主义者宣战，究非为独裁政治张目；相反，这是为在队伍中消除了一切捣乱的与危险的分子之后，他的战斗方能在新旧两世界间竭尽伟大的气势。因为他亦是相信革命的。但他的革命较之一班革命家的另有一种理解：这是如中世纪神秘的信徒一般的，期待圣灵来统治未来：

这预言家选择哪一个时间来宣告幸福与爱的新时代呢？是俄罗斯最阴沉的时间，破灭与耻辱时间。啊！具有创造力的信心的美妙的机能啊！在它周围，一切都是光明——甚至黑夜也是。托尔斯泰在死灭中窥见再生的先机——在满洲战祸中，在俄国军队的瓦解中，在可怕的无政府状态与流血的阶级斗争中。他的美梦的逻辑使他在日本的胜利中获得这奇特的结论，说是俄罗斯应当弃绝一切战争：因为非基督徒的民众，在战争中往往较“曾经经历奴仆阶级的”基督徒民众占优。——这是不是教他的民族退让？——不，这是至高的骄傲。俄罗斯应当放弃一切战争，因为他应当完成“大革命”。

瞧，这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宣道者，反对暴力的老人，于不知不觉中预言着共产主义革命了（255）！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将把人类从强暴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革命，应当在俄国开始。——它开始了。”

为什么俄罗斯要扮演这特选民族的角色？——因为新的革命首先要补救“大罪恶”，少数富人的独占土地，数百万人民的奴隶生活，最残忍的奴隶生活（256）。且因为没有一个民族对于这种褊枉的情况有俄罗斯民族所感的那般亲切明白（257）。

但尤其是因为俄罗斯民族是一切民族中最感染真正的基督教义的民族，而那时爆发的革命应当以基督的名义，实现团结与博爱的律令。但这爱的律令绝不能完成，如果它不是依据了无抵抗那条律令（258）。而无抵抗一向是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性格。

“俄罗斯民族对于当局，老是和欧洲别的国家抱着不同的态度。他从来不和当局争斗；也从来不参与政柄，因此他亦不能为政治玷污。他认为参政是应当避免的一桩罪恶。一个古代的传说，相传俄国人祈求瓦兰人来统治他们。大多数的俄国人素来宁愿忍受强暴的行为而不加报复。他们永远是屈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