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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传（第3页）

在这一切作品之上，矗立着这第一期山脉的最高峰，托尔斯泰最美的抒情小说之一，是他青春的歌曲，亦是高加索的颂诗：《哥萨克》（44）。白雪连绵的群山，在光亮的天空映射着它们巍峨的线条，它们的诗意充满了全书。在天才的开展上，这部小说是独一无二之作，正如托尔斯泰所说的：“青春的强有力的神威，永远不能复得的天才的飞跃。”春泉的狂流！爱情的洋溢！

“我爱，我那么爱！……勇士们！善人们！他反复地说，他要哭泣。为什么？谁是勇士？他爱谁？他不大知道。”（45）

这种心灵的陶醉，无限制地流溢着。书中的主人翁奥列宁和托尔斯泰一样，到高加索来寻求奇险的生活；他迷恋了一个高加索少女，沉浸入种种矛盾的希望中。有时他想：“幸福，是为别人生活，牺牲自己”，有时他想：“牺牲自己只是一种愚蠢”；于是他简直和高加索的一个老人叶罗什卡同样地想：“一切都是值得的。神造出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的欢乐。没有一件是犯罪。和一个美丽的女子玩不是一桩罪恶而是灵魂得救。”可是又何用思想呢？只要生存便是。生存是整个的善，整个的幸福，至强的、万有的生命：“生”即是神。一种狂热的自然主义煽惑而且吞噬他的灵魂。迷失在森林中，“周围尽是野生的草木，无数的虫鸟，结队的蚊蚋，黝黯的绿翳，温暖而芬芳的空气，在草叶下面到处潜流着浊水”，离开敌人的陷阱极近的地方，奥列宁“突然感到无名的幸福，依了他童时的习惯，他画着十字，感谢着什么人”。如一个印度的托钵僧一般，他满足地说，他独自迷失在吸引着他的人生的旋涡中，到处潜伏着的无数看不见的生物窥伺着他的死，成千成万的虫类在他周围嗡嗡地互相喊着：

——“这里来，这里来，同伴们！瞧那我们可以刺一下的人！”

显然他在此不复是一个俄国士绅、莫斯科的社会中人、某人的朋友或亲戚，而只是一个生物，如蚊蚋，如雉鸟，如麇鹿，如在他周围生存着徘徊着一切生物一样。

——他将如它们一般生活，一般死亡。“青草在我上面生长。……”

而他的心是欢悦的。

在青春的这一个时间，托尔斯泰生活在对于力、对于人生之爱恋的狂热中。他抓扼自然而和自然融化，是对着自然他发泄他的悲愁、他的欢乐和他的爱情（46）。但这种罗曼蒂克的陶醉，从不能淆乱他的清晰的目光。更无别的足以和这首热烈的诗相比，更无别的能有本书中若干篇幅的强有力的描写，和真切的典型人物的刻画。自然与人间的对峙，是本书的中心思想，亦是托尔斯泰一生最爱用的主题之一、他的信条之一，而这种对峙已使他找到《克勒策奏鸣曲》（47）的若干严酷的语调，以指责人间的喜剧。但对于一切他所爱的人，他亦同样的真实；自然界的生物，美丽的高加索女子和他朋友们都受着他明辨的目光烛照，他们的自私、贪婪、狡狯恶习，一一描画无遗。

高加索，尤其使托尔斯泰唤引起他自己生命中所蓄藏的深刻的宗教性。人们对于这真理精神的初次昭示往往不加相当的阐发。他自己亦是以保守秘密为条件才告诉他青春时代的心腹，他的年轻的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芙娜姑母。在一八五九年五月三日的一封信中，他向她“发表他的信仰”：

“儿时，”他说，“我不加思想，只以热情与感伤而信仰。十四岁时，我开始思虑着人生问题；而因为宗教不能和我的理论调和，我把毁灭宗教当作一件值得赞美的事……于我一切是明白的、论理的，一部一部分析得很好的，而宗教，却并没安插它的地位……以后，到了一个时期，人生于我已毫无秘密，但从那时起，人生亦开始丧失了它的意义。那时候——这是在高加索——我是孤独的、苦恼的。我竭尽我所有的精神力量，如一个人一生只能这样地做一次的那样。……这是殉道与幸福的时期。从来（不论在此时之前或后）我没有在思想上达到那样崇高的地位，我不曾有如这两年中的深刻的观察，而那时我所找到的一切便成为我的信念……在这两年持久的灵智工作中，我发现一条简单的、古老的，但于我是现在才知道而一般人尚未知道的真理；我发现人类有一点不朽性，有一种爱情，为要永久幸福起见，人应当为了别人而生活。这些发现使我非常惊讶，因为它和基督教相似；于是我不复向前探寻而到《圣经》中去求索了。但我找不到什么东西。我既找不到神，亦找不到救主，更找不到圣典，什么都没有……但我竭尽我灵魂的力量寻找，我哭泣，我痛苦，我只是欲求真理……这样，我和我的宗教成为孤独了。”

在信末，他又说：

“明白了解我啊！……我认为，没有宗教，人是既不能善，亦不能幸福；我愿占有它较占有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更牢固；我觉得没有它我的心会枯萎……但我不信仰。为我，是人生创造了宗教，而非宗教创造人生……我此时感到心中那么枯索，需要一种宗教。神将助我。这将实现……自然对于我是一个引路人，它能导引我们皈依宗教，每人有他不同而不认识的道路；这条路，只有在每人的深刻处才能找它……”

《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三个死者》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俄罗斯向土耳其宣战。托尔斯泰初时在罗马尼亚军队中服务，以后又转入克里米亚军队，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七日，他到塞瓦斯托波尔。他胸中燃烧着热情与爱国心。他勇于尽责，常常处于危险之境，尤其在一八五五年四月至五月间，他三天中轮到一天在第四棱堡的炮台中服务。

成年累月地生活于一种无穷尽的紧张与战栗中，和死正对着，他的宗教的神秘主义又复活了。他和神交谈着。一八五五年四月，他在《日记》中记有一段祷文，感谢神在危险中保护他并请求他继续予以默佑，“以便达到我尚未认识的，生命的永恒的与光荣的目的……”他的这个生命的目的，并非艺术，而已是宗教。一八五五年三月五日，他写道：

“我已归结到一个伟大的思想，在实现这思想上，我感到可以把我整个的生涯奉献给它。这思想是创立一种新宗教，基督的宗教，但其教义与神秘意味是经过澄清的……用极明白的意识来行动，以便把宗教来结合人类。”（48）

这将是他暮年时的问题。

可是，为了要忘掉眼前的情景起见，他重新开始写作。在枪林弹雨之下，他怎么能有必不可少的精神上的自由来写他的回忆录的第三部《青年时代》？那部书是极混沌的：它的紊乱及抽象分析的枯索，如司汤达式的层层推进的解剖（49），大抵是本书诞生时的环境造成的。但一个青年的头脑中所展演的模糊的幻梦与思想，他竟有镇静深刻的探索，亦未始不令人惊叹。作品显得对于自己非常坦率。而在春日的城市写景，忏悔的故事，为了已经遗忘的罪恶而奔往修道院去的叙述中，又有多少清新的诗意！一种热烈的泛神论调，使他书中若干部分含有一种抒情的美，其语调令人回想起《高加索纪事》。例如这幅夏夜的写景：

“新月发出它沉静的光芒。池塘在闪耀。老桦树茂密的枝叶，一面在月光下显出银白色；另一面，它的黑影掩蔽着棘丛与大路。鹌鹑在塘后鸣噪。两棵老树互相轻触的声息，不可闻辨。蚊蝇嗡嗡，一只苹果堕在枯萎的落叶上，青蛙一直跳上阶石，绿色的背在月下发光……月渐渐上升悬在天空，普照宇宙；池塘的光彩显得更明亮，阴影变得更黝黑，光亦愈透明……而我，微贱的虫蛆，已经沾染着一切人间的热情，但因了爱情的巨力，这时候，自然、月和我，似乎完全融成一片。”（50）

但当前的现实，在他心中较之过去的梦境更有力量；它迫使他注意。《青年时代》因此没有完成；而这位伯爵列夫·托尔斯泰中队副大尉，在棱堡的障蔽下，在隆隆的炮声中，在他的同伴间，观察着生人与垂死者，在他的不可磨灭的《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中写出他们的和他自己的凄怆。

据说俄后读了第一部纪事（51）之后，不禁为之落泪，以至俄皇在惊讶叹赏之中下令把原著译成法文，并令把作者移调，离开危险区域。这是我们很能了解的。在此只有鼓吹爱国与战争的成分。托尔斯泰入伍不久；他的热情没有动摇；他沉溺在英雄主义中。他在卫护塞瓦斯托波尔的人中还未看出野心与自负心，还未窥见任何卑鄙的情操。对于他，这是崇高的史诗，其中的英雄“堪与希腊的媲美”。此外，在这些纪事中，毫无经过想象方面的努力的痕迹，毫无客观表现的试练；作者只是在城中闲步；他以清明的目光观看，但他讲述的方式，却太拘谨：“你看……你进入……你注意……”这是巨帙的新闻记录加入对于自然的美丽的印象作为穿插。

第二幕情景是全然不同的：《一八五五年五月之塞瓦斯托波尔》。篇首，我们即读到：

“千万的人类自尊心在这里互相冲撞，或在死亡中寂灭……”

后面又说：

“……因为人是那么多，故虚荣亦是那么多……虚荣，虚荣，到处是虚荣，即是在墓门前面！这是我们这世纪的特殊病……为何荷马与莎士比亚之辈谈着爱、光荣与痛苦，而我们这世纪的文学只是虚荣者和趋崇时尚之徒的无穷尽的故事呢？”

纪事不复是作者的简单地叙述，而是直接使人类与情欲角逐，暴露英雄主义的背面。托尔斯泰犀利的目光在他同伴们的心底探索；在他们心中如在他自己心中一样，他看到骄傲、恐惧，死到临头尚在不断地演变的世间的喜剧。尤其是恐惧被他确切认明了，被他揭除了面幕，**裸地发露了。这无穷的危惧（52），这畏死的情操，被他毫无顾忌、毫无怜惜地剖解了，他的真诚竟至可怕的地步。在塞瓦斯托波尔，托尔斯泰一切的感伤情调尽行丧失了，他轻蔑地指为“这种浮泛的、女性的、只知流泪的同情”。他的分析天才，在他少年时期已经觉醒，有时竟含有病态（53），但这项天才，从没有比描写普拉斯胡辛之死达到更尖锐、更富幻想的强烈程度。当炸弹坠下而尚未爆裂的一秒钟内，不幸者的灵魂内所经过的情景，有整整两页的描写——另外一页是描写当炸弹爆裂之后，“都受着轰击马上死了”（54），这一刹那间的胸中的思念。

仿如演剧时休息期间的乐队一般，战场的景色中展开了鲜明的大自然，阴云远去，豁然开朗，而在成千成万的人呻吟转侧的庄严的沙场上，发出白日的交响曲，于是基督徒托尔斯泰，忘记了他第一部叙述中的爱国情调，诅咒那违叛神道的战争：

在结束这一短篇时——其中的惨痛的语调，为他任何别的作品所尚未表现过的——托尔斯泰怀疑起来。也许他不应该说话的？

“一种可怕的怀疑把我压抑着。也许不应当说这一切。我所说的，或即是恶毒的真理之一，无意识地潜伏在每个人的心魂中，而不应当明言以致它成为有害，如不当搅动酒糟以免弄坏了酒一样。哪里是应当避免去表白的罪恶？哪里是应当模仿的、美的表白？谁是恶人谁是英雄？一切都是善的，一切亦都是恶的……”

但他高傲地镇定了：

“我这短篇小说中的英雄，为我整个心魂所爱的，为我努力表现他全部的美的，他不论在过去，现在或将来，永远是美的，这即是真理本身。”

读了这几页（55），《现代人》杂志的主编涅克拉索夫写信给托尔斯泰说：

“这正是今日俄国社会所需要的：真理，真理自果戈理死后俄国文学上所留存极少的……你在我们的艺术中所提出的真理对于我们完全是新的东西。我只怕一件：我怕时间，人生的怯懦，环绕我们的一切昏聩痴聋会把你收拾了，如收拾我们中大半的人一样——换言之，我怕它们会消灭你的精力。”（56）

可是不用怕这些。时间会消磨常人的精力，对于托尔斯泰，却更加增他的精力。但即在那时，严重的困难，塞瓦斯托波尔的失陷，使他在痛苦的虔敬的情操中悔恨他的过于严正的坦白。他在第三部叙述——《一八五五年八月之塞瓦斯托波尔》——中，讲着两个以赌博而争吵的军官时，他突然中止了叙述，说：

“但在这幅景象之前赶快把幕放下吧。明日，也许今天，这些人将快乐地去就义。在每个人的灵魂中，潜伏着高贵的火焰，有一天会使他成为一个英雄。”

这种顾虑固然没有丝毫减弱故事的写实色彩，但人物的选择已可相当地表现作者的同情了。马拉科夫的英雄的事迹和它的悲壮的失陷，便象征在两个动人的高傲的人物中：这是兄弟俩，哥哥名叫科泽尔特佐夫大佐，和托尔斯泰颇有相似之处（57）；另一个是沃洛佳旗手。胆怯的、热情的、狂乱的独白，种种的幻梦，温柔的眼泪，无缘无故会淌出来的眼泪，怯弱的眼泪，初入棱堡时的恐怖（可怜的小人儿还怕黑暗，睡眠时把头藏在帽子里），为了孤独和别人对他的冷淡而感到苦闷，以后，当时间来到，他却在危险中感到快乐。这一个是属于一组富有诗意的面貌的少年群的（如《战争与和平》中的彼佳和《侵略》中的少尉），心中充满了爱，他们高兴地笑着去打仗，突然莫名其妙地在死神前折丧了。兄弟俩同日——守城的最后一天——受创死了。那篇小说便以怒吼着爱国主义的呼声的句子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