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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万象人生002（第5页）

“我自己呀！”说到这里，她的两眼发光，“出版社和稿子您都不用管，最后我会让毛先生终审这些稿子，尊重您的知识产权。”

说到这儿，我似懂非懂。可接下来的一句话，她是这样说的：“书是您的，出版策划什么的都是我做，但希望您能给我钱，让我能挣到钱，这是我大学的最大目标！”

对她突如其来的要求，我沉默了一下—当然也是故意这么做的。

因为我知道，日本人每当遇到难题的时候都喜欢用一个万能的句子，叫做“让我考虑一下吧”，而且这个句子往往是放到谈话的最后才说出来的。

虽然她只是一个学生，但我估计将来绝对是个人物。不过，面子上似乎不能如此简单地跟她理论下去，类似版权啦、文字润色啦、文理理顺之类的杂七杂八的事儿一大堆。如果她是出版社的职业编辑还行，反正大家都是工作上的关系，可偏偏她是个学生，攒本书出来也是一个高端的脑力劳动，弄不好还得由我教她才行。况且我的讲座涉及中国的庄子和禅宗，还有峨眉山、九华山什么的，她能弄得明白么？

“讲座涉及不少中国文化，这些你行么？”想到这儿，我十分自然地脱口问她。

她的语速很快，听到“技术”一词的时候，我还以为说的是“记述”，因为两个词的日语发音只是“GI”与“KI”的区别，话一说快很容易叫人辨别不清。

于是，我觉得她即使绝顶高明，不也就是个记述么？当然，直到后来与她的交谈当中，我才弄明白她刚才说的是“技术”。换句话说，所谓文章也罢，书也罢，在她看来几乎全是技术活儿，而不是倾注于书写的投入状态。

这么一想，她的目的还是相当明确的，也就是她自己说的—想挣钱，而且用自己的手艺挣钱。后来具体怎么对她婉言谢绝的，我已记不清了，反正说了许多兜圈子的话，让她既能平心静气地接受，又不至于为了已经完成的案头工作而后悔。

末了，她跟我说：“毛先生的意思我明白了，我觉得很遗憾。从明天开始，我会去找别的先生做类似的书，并且恳请其他先生答应我挣钱的要求。另外，十分可惜，毛先生的讲座我今后不再来了！”。

这时，我才发觉，婉言谢绝对方的日本式说法“让我考虑一下吧”

压根儿就没说出口！

日本家庭主妇的绝顶智慧

平时遇见的日本家庭主妇，单看她们的谈话或者闲时的聊天就足以让人叹为观止了！这里先拿出她们管家治家的三个实例说说。

煮饭用的电饭锅可以一举两得！先把米淘好，按照标准的指定线放够水，然后放进一个鸡蛋，另外再用锡纸包好一个白薯。这样一来，等饭煮好了，煮熟鸡蛋和蒸好的白薯一齐出锅，既省电又一锅多得！

酒店一般都有女人用的浴帽，这个拿回家可以代替保鲜膜。把新鲜的蔬菜放进一个盆里，然后用浴帽盖好储存到冰箱里头。浴帽的周边是靠松紧带系好的，而松紧带并非那么严丝合缝的特点恰恰是透气保鲜的绝妙之处。浴帽比保鲜膜好，既省钱又出好效果！

第三个实例有点儿神。我们出门买菜都会拿到一张购物清单，这个一般都是由收款机自动打出来的，超市的包装商品更是如此。因为只要将包装纸上的条形码从读码器上一过，收款机就会打出这个商品的名称和价钱。这张看上去十分普通的购物清单拿回家可以派上很大的用场！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我好奇地问她。

她对我笑了起来：“男人不治家不知道，这样做可以减少打开冰箱门的次数，可以省好多电呀！”

听了日本家庭主妇的话，我实在佩服她们的绝顶智慧！其实，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具体例子，光我听来的差不多就有上百条。如果把这些日本主妇的智慧归拢到一起，攒本实用书籍，说不定在中国也能畅销一把！

这也许是一件靠谱的事儿。

我是如何跟日本女编辑看稿子的

说来也怪，这些年在中国和日本出书，我碰上的责任编辑都是女的，而且都是绝对的才女！中国的有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算是我的后辈。日本的有从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的，年龄比我小得多。虽然国家不一样，但作为图书编辑，她们有一点很相像，即对文字描写的感性要求比较强烈。不过，话虽这么说，一旦落实到具体句子的时候，日本女编辑的直感往往含水，不如中国女编辑领悟得快！所谓“站开来”，并不是“站开”的意思，而是表达了三人拥有某种亲密的关系，从而保持了至近的距离，从外部看起来觉得他们的谈话相当投入，话说得很热乎。这个简单的句子放到中国女编辑那儿，一语了事，根据上下文脉的关系，不会发生任何疑问。

与此相对，日本女编辑则十分天真地问我，“你说他们‘站开来’，而不是‘站开’，那一定是有距离的，究竟指的是站开多少米呢？”

她的好奇叫我无言以对，于是拿出童子功—幸好我小时候正儿八经学过画画儿，干脆给她画出了我想描写的三人的情景。结果她一下子就看明白了，因为我的旁白日文写的是一个老妇人用左手，一个年轻妇女用右手抱着婴儿站开来聊天儿，跟画上的三人并没有直接关系。后来，她想出了一个非常妙的日文，把我原来的描写升华了，真可谓飞来之笔！

同一种语言固然不存在任何沟通障碍，但不同语言的另类沟通却往往能迸发出天外奇想，这恐怕是双语写作之中的最大快乐！不知别人如何，我多少有这么一些感受。

还有个中文词叫“两面针”，现在也许不流行了，不过，对于它当时的意思如果非要解释不可的话，我只能用画来跟日本编辑表达，然后由她的理解来整合我想表达的意图。同样的道理，如果中国编辑不知道“两面针”的具体所指，只要问一下长辈大约就可以搞定，用画解释未免有点儿夸张！

一位中国渔民在日本的传奇故事

我在日本做过鱼类生意，也出过海打过鱼，结识了一批渔民。他们有浙江舟山的，也有大连长海县的，人都豪爽奔放，其中有的灵性过人，有的也让我觉得很神秘！

这里提到的这位渔民也许是一个典型。我们已经好多年没再见面了，刚才收到他的一封来信，说两个月前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我，于是打听了一圈儿才从一个熟人那儿弄到了我的地址。其实，我心说，谁要找我还不容易，看一下阿毛博客，发个邮件，就能找着我了，一点儿也不难。可后来一想，他好像是不懂电脑的。

他原来是一个孤儿，被人从镇江带到了舟山，长大后就当了渔民。

他的脚很大，脚指头是分开的，有点儿像夏天打开的小扇子。第一次跟他一起出海打捞金枪鱼也算我幸运。一开始我不适应，晕船晕得很厉害。他当即解开了我的上衣，让我仰面朝天躺下，拿出一颗鲜梅子塞进了我的肚脐眼儿。塞进去之前，他选了好一阵子，鲜梅子的大小不同，他塞的那只是正好嵌入的，严丝合缝。然后，他用几条不干胶把我的肚子绑了起来。这么一来，我果然不再晕船了，而且觉得异常的爽快！他跟我说：“阿毛呀，你一辈子也不会晕船了！”

船长是日本人，一位北海道的老汉。有次出海，船上吃生鱼片，一不小心把鱼刺吃了进去，正好扎到了喉咙眼儿上。他脸色发白，呼吸急促，没过一会儿，嘴巴里已经吐出了白沫。这时，这位中国渔民迅速拿出一个茶碗，泡上了茶，然后把木筷子“咔吧”一声给折断了，弄成四根木条搭在茶碗上，就像摆上了一个庄严的十字架一样。然后他让船长自己用手拿住茶碗，因为要拿住四根木条，所以船长的双手很自然地就打开了。当船长一点点地往喉咙里喝的时候，中国渔民在边上高声喊：“通！通！通！……叫你通！”

就这样，没过一会儿，船长居然缓了过来，脸色也变好了。船长对他十分感激。后来，我听说，只要有这位中国渔民在，他们就能捕捞到许多许多的鱼，而一旦他不在，整个渔船就跟白出海了一样，捞上来的都是海藻。

再后来，船长请他到北海道的小渔村定居，让他住进了一个神社里，而这所神社也因为他的到来而变成了专门祝愿渔民丰收的缘起之处。

无论外界景气好坏与否，凡是到过他的神社祈愿的渔民们，保险他们一出海就能捞到许多鱼。

据说，他现在的妻子是日本人，一个来自东京大户人家的美女！

我从两年前开始在京都的立命馆大学开设《人与宗教》课程，每年讲十五回，一回九十分钟。按照校方的规定，这应该属于秋季课程，从九月底算起，除了长短假期不计，课程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元月。

从秋季的红叶到冬季的飞雪，作为一个中国人，能与日本的大学生一起思考人与宗教的问题，应该是挺宝贵的经验。京都的秋天比冬天有情趣，我的课程也感觉秋天讲得比冬天好—因为秋天讲故事，冬天讲理论，理论是晦涩的。

第一次上课来了三百多名学生，阶梯教室里坐得很满，热气扑面，每个人的表情看上去都很认真。但我无法观察得更多，只觉得自己通过麦克风传出去的声音是没有回声的。教室里的空气绷得紧，当然，那是积极意义上的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