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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事清流002（第4页）

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套翻译了中国当代作家一百五十人近三百多篇中短篇小说的季刊一直没有走向图书市场。说白了，季刊只是圈子里的内部刊物，大致上流传于汉学家之间，无论对原作者也好，还是对翻译者也好，所有的报酬等于零，这么长时间从未有过一次商业上的操作。

日本的汉学家属于清高的阶层，这跟他们在大学有稳定的收入有关，对分外的事情并不显得积极，而且与出版社打交道也不在行。尤其是近二十年以前，当时中国向外传递信息的能力远远不如当下。在一个没有网络，甚至连打电话都挺费劲的时代，对于日本来说，中国任何的一件事情其新闻性都比今天大得多。现在看来，消息来源的贫乏或许是制造汉学家最好的土壤！

《中国现代小说》季刊既然是诞生于上述那样一个特定的条件下，本应该从圈子里跳出来，更多地面向日本社会，通过组织秀也好，讨论会也好，甚至包括跟媒体联手打造中国文学。其实当时能做的策划是很多的，但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听说过有类似的举动。每次听到的只是几个大学的老中青学者聚集到某一个温泉旅馆，照常举行日本人最喜欢的“合宿”，号称是为了学习。

很早以前，当时我还在做鱼虾买卖，虽然跟文学界不沾边儿，但我爱好中国文学。经一日本教授的介绍，我交了自己那份钱参加了一次日本汉学家的“合宿”。说是汉学家，其中也有不少年轻的男女学者，偶尔也能碰上几位研究生。

白天，大家挤在一个很大的榻榻米房间里席地而坐，从中国小说的翻译文本开始说事儿，有争论也有赞扬。可一到了晚上，这些人就放开了，喝酒喝得很高。我原以为大家都在继续讨论中国文学，结果不经意间听到周围说的，全是谁谁不该当教授，谁谁那儿有教职的名额，可否让谁进入之类的，纯属拉关系的话题，全场乌烟瘴气。原来这些人是冲着晚上喝酒而来的。

当然，这也不难理解，对一个苦于找不到教职的日本年轻学者来说，所谓“合宿”是巴结汉学家的最好机会。所以，看上去挺热闹的中国文学研究其实还有它另外的一面。记得那次“合宿”是在长野县，万里无云，但后来我再也没去过。类似这样的汉学家“合宿”越少越好！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文学所处大环境的变化也许是世界上最独特的。一次次商品浪潮的打入，使人的意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小说家面临的环境变得异常丰富。而同时，传达这一“丰富”的手段几乎与世界同步，网络啦、博客啦、视频啦，从刚刚听说这些新名词一直到我们能自如使用这些家伙，其时间之短是惊人的。

时代的变化不再像过去那样选择日本的汉学家了。中国与日本的沟通渠道越来越多，而且文学的景象犹如井喷一样，让外界人士眼花缭乱！所以，目前日本汉学家面临的困境是，他们如此热衷于翻译中国当代小说，但却失去了身边最可爱的自留地！日本出版商就更不用说了，即使请汉学家翻译中国的小说，也属于黄花鱼扫边儿那类的，一般书店很难拿它当主打商品，社会上更没人愿意为此投入。

日本的一般读者不了解中国，而且以“不了解”作为一种自赏，并非偏要了解不可！无疑，这跟长久以来汉学家围在圈子里做事的封闭性是有密切关系的。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后果。相比之下，中国对日本当代文学的引入远远比日本对中国的快，而且数量高，题材广泛。

一个获芥川奖的作家作品不到一年就可以在中国见到翻译本。而日本引入的中国文学呢？少得可怜！

话虽这么说，但日本汉学家的努力是可贵的。《中国现代小说》季刊走完了十八年的风雨，也应该总结一下了。其实，我觉得最值得日本汉学家思考的人物是竹内好（1910-1977）。这位以研究鲁迅而著名的日本汉学家所处的时代正值日本社会鄙视中国，思想意识上继承“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的套路的时期。但这位汉学家硬是从亚洲主义的素材之中汲取了思想亮点。更深的道理我说不好，只是知道三联书店出版过一本他的著作《近代的超克》。简单地说，竹内好那个时代在某种程度上也像现在一样，中国文学的话题是边缘的，但他独树一帜，跟主流社会死磕。时隔多年，这种精神终于被世界认识了。目前除了中国和韩国出版翻译了他的著作，最近在德国还召开了关于竹内好的学术研讨会。

这话说来也是缘，《中国现代小说》季刊的主创人员中有竹内好的学生，目前都已经是退休的大学教授了。我在想，如果他们身上还有一点儿恩师的遗风，一本辛辛苦苦办了十八年的日本唯一的中国文学的译介杂志也不会办不下去吧！

这实在太可惜了！

日本汉学家与20世纪90年代后的文学本文完全来自于一个综合的印象，不仅包括了日本汉学家在杂志上发表的言论，也包括了我跟他们交谈时的某些感想—感想很零碎，也不打算整理什么。这些人分别是千野拓政、桑岛道夫、藤井省三、青野繁治、竹内实、吉田富夫、是永骏等各位大学教授。好在这些年我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市场一直关注，所以谈起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并不觉得陌生。

所谓日本的汉学家，几乎全是教职人员，每周他们都有一定量的“课时”，必须完成教学任务。从时间的宽裕程度来说，比我原来供职的中国社科院差远了。处于这样一个基本状态，让他们关注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的文学，基本上属于行业内部的事情。所以，翻译数量的提高并不等于日本读者喜欢上了中国小说，而真实情况往往是，日本人的阅读比较盲目。

从数量上看，九十年代以后，日本图书对中国文学的翻译数量增长飞快，快得已经到了眼花缭乱的地步。包括棉棉、韩寒，还有最近的夏伊，都是在未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于图书市场上的。其实，这一现象很多来自于汉学家不约而同的努力方向，即“先翻译，回头再说”！

导致这类想法的出现无怪乎中国发展之快，尤其是当代文学行云流水，弄得汉学家很难静心研究，每天被新出版的中国小说夺去了眼球。最近尾崎文昭编辑出版了一本当代中国文学的指南书，书名叫《从规范到脱离》。他惊呼：“这个时期的文学现象简直没办法网罗，也无法总结！”

相较于如此浮躁的日本汉学界，事情也有另外一个方面。一些纯文学的杂志纷纷组织了中国文学的特辑，去年八月一家杂志集中翻译了春树、戴来、潘向黎等人的小说，并灌之以“从春树到反日”的醒目标题。杂志的出版时期跟当时日本媒体大幅度报道中国反日游行大致是同一个时间段，给人的感觉好像这本杂志特想搭媒体快车一样。

但实际上，翻开特辑一看就知道，比如对潘向黎小说《白水青菜》的评价，藤井省三教授说：“绝对村上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听上去，九十年代后的中国文学似乎是相当私人化的，同时也受村上小说的影响。所以，藤井教授津津乐道，指出中国有一批“村上的孩子”，叫“Murakami”。他甚至说，村上春树小说受海外欢迎的程度跟国民生产总值有关，这个说法听起来蛮奇妙的。

总之，为了跟上“中国”这一大话题，九十年代后日本翻译的中国小说都是跟着媒体跑，即使小说内容并非如此，只要从大面上能搭上腔儿，出版商就会高兴。更绝的是青野繁治教授，他为中国小说得以畅销日本开了一个秘方。抄录如下：1。遭禁的小说

2。有些色情

3。书名加“上海”两字

4。字数别太多

5。价格便宜

他认为，九十年代后的中国小说，要算《上海宝贝》之于日本的销售最成功，因为它完全达到了上述标准。

中国文学要从汉学家突围

2008年年初，日本国际笔会在东京举办了一个大型的主题活动，醒目的标题是“灾害与文学”。此次活动包括了舞台表演和作家各自的朗读，参加者包括大江健三郎、浅田次郎等日本著名作家，代表中国参加的作家是莫言和刘震云。

莫言面对近千名日本观众朗读了自己的短篇小说《秋水》。他的嗓音厚重，尤其透过麦克风的高感度传送以后，厚重的声音覆盖全场，显得铿锵有力。

其实，在莫言朗诵之前，主办方特意准备了一位职业的日本讲谈师，用中文说，就是“说书人”。讲谈师并不是单纯地开口讲故事，而是先在一个巨大的屏幕上播放了一段根据《秋水》改编的动画片。片子做得很精美，登场的都是泥塑人，使全场观众逐渐进入了故事的情景之中。

稍后，等到讲谈师一开讲，随着他口若悬河，手舞折扇，顿时满台生辉，观众已经深入其境了。仅就这一舞台秀而言，文学得以阐释的方式似乎给了我们某些启示。除此以外，我注意到这次活动的主办方并不是以往的汉学家，甚至可以说主办方的创意跟汉学家没有发生任何关系。但为何如此成功呢？

仔细想来，其中似乎还有一个奥秘可言。长期以来，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莫过于通过汉学家当桥梁这一模式。一般都是由大学里教中国文学的汉学家以及专任教授做选题，然后找到出版社，一阵铁嘴钢牙，跟出版人忽悠这部作品如何如何牛。一旦说动了出版社，汉学家马上会投入翻译工作之中—这个阶段的工作是汉学家最辉煌的时刻。

对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而言，被翻译出来的作品如何让广大的外国读者接受才是最需要用功用力的地方。在这样一个极重要的宣传阶段当中，汉学家的悄悄退席实属遗憾！

因此，这次日本国际笔会邀请中国作家登场实在是值得高兴的好事。

虽然与会者跟中国作家的交流是凭借汉学家的翻译，但这些文学作品一旦被译成对方的语言，自然就变成了对方国家的一道阅读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