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文事清流003
东山魁夷于1999年病逝,与川端康成的私人信件被认为是日本当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往复信件全是手写的,而且两人的字体端丽洒脱,甚至包括信封都十分讲究,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20世纪60年代,川端康成曾劝东山魁夷画一下京都清秀的风景,因为当时的城市开发使老建筑消失了很多,后来东山魁夷连续创作了《京洛四季》的组画,成为东山画的代表作品。当时一直住院的川端写信给东山,“我在病房每次看你的画,就觉得春光照到了身边,画中杉树的绿色也会发亮!”
川端所说的东山画是《冬之华》,东山魁夷创作于一九六二年,是他描画京都风景当中的一幅,草木笔直,却犹如冬日的风影一样。
后来,川端康成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东山魁夷为了表示祝贺,以自己的作品《北山初雪》相送。
其实,严格说起来,跟京都关联密切的川端小说应该是《古都》,但东山魁夷就像洞察了川端人生一样,选择了雪景画作为赠答。在川端康成的文学世界里,名著《古都》写的是人的“生”,而另一篇名著《雪国》写的是人的“死”,面对截然相反的选择,东山魁夷选了人的“死”的题材,仅仅从这一点看,足以看出文豪与画家的深交之深!
东山魁夷留下过一句名言表述了他与川端康成的区别,他说:“艺术充满了黑暗与悲伤,我把它们埋藏到了心底,而他却把它们展示给了别人。”
彼岸花
小说家莫言来过日本两次,时隔4年,2003年秋天的访日对他来说似乎极为普通。他跟我说:“我来日本住得越长,越觉得日本跟我上次来的时候的印象一样,时间好像把我硬拉回到上次访日的记忆中,上次和这次的访日犹如昨天和今天一样近。我觉得日本没变化,高速路上穿梭的车辆还跟河水一样,无论白天和黑夜,总是静静地流。”
1999年莫言访日是为了纪念《**肥臀》日文版的出版,2003年的这次访日是为了《檀香刑》日文版的发行,总之,作为当代中国的著名作家,他的全部活动几乎都跟写作和出版有关。当然,写作是他个人最自由的时光,他既是掌握小说中所有人物的生杀大权的国王,同时又是现实中总想摆脱小说对他的困扰的逃亡者。
我是莫言小说的双语读者,而且也是他访问日本的策划人。两次访日,我都跟他同路,当现场翻译。从北京把他接来,一直到送他乘上返程的飞机,有时我们坐新干线横穿日本,有时他坐我开的车,迷迷糊糊的,时常处于一个半睡半醒的样子。而且一旦醒来,他马上会惊叫:“哎呀,我怎么又把小说放跑了。”
莫言就是这样,你不知道他在小说里面,还是在小说外面,有时他少言寡语,有时他滔滔不绝,有时他是老人,可有时他又是孩子,而且十分天真。
这次访日,还跟过去一样,我们住宾馆的双人房间。凑巧的是莫言和我都是早起型的人,哪怕夜晚喝酒聊天聊得再迟,一到早上大家准醒。这时,我一般都会说,早上好!可莫言从来不说,他总会认真地问我:“你说我睡着了么?”
对此,我是无从回答的。对于莫言来说,能回答他的贤达恰恰不在现实里面,更多的应该是在他的小说中。至少跟他在一起的这些日子里,我老觉得他头脑里构思的小说就像一个人一样,经常跟他纠缠,耍些调皮。
在这次旅途中,我们十分意外地看见了一朵鲜艳的彼岸花。当时是在广岛县的福富町,《檀香刑》的翻译者,汉学家吉田富夫教授的老家。
说来也是奇缘,莫言是农民作家,而他的翻译者原来也是个农村娃子。
日本的山多,绿树多,河水也多,唯独缺少的是那种黄土地连绵不绝的景致,乃至成为不少日本旅客的向往。面对日本的农村,莫言似乎没有特殊的感受,他只是说:“农村我太熟悉了,跟我想象得差不多。”
说完,他笑笑,信步走在田间的路上。吉田教授的话也不多,手里拿一把小小的镰刀,他说这是刚才他在稻田边儿上捡起来的,农村早就实现了机械化,用镰刀也是过去的事儿了。走过一段路,那朵彼岸花开始出现了,而且最早好像是出现在我的眼前。
春天落籽,夏天长叶,秋天开花,违反常态的生存方式叫许多人不解。日本有句老话:“谁家的小孩儿摘了彼岸花,谁家就着火!”
花瓣是弯曲的,一条条儿往四周延伸,色彩如火,叶发轻香,尤其是在空灵幽林之中,那绮丽的端姿夺人眼目。这是我最初看到彼岸花时的印象。于是,我跟莫言说:“你看,这花儿红得多妖气,就这么一点儿红,跟你红高粱的一片红不一样,听说这花儿还有毒啊!”
莫言停住脚步,往我手指的方向看,若有所思地说:“越毒越红嘛。”
在我们这一问一答中,路旁的吉田教授始终是微笑的,他的手里一直拿着那把小镰刀,小镰刀之于清晨的淡雾中发出的光色是金属的,但并不十分闪亮。
当天晚上,我们借宿于吉田教授的老家,跟他的农民弟弟一家人痛饮好酒。宾主欢快,一直喝到半轮残月升空……和莫言一起走近川端康成
不知是否有这样的说法—“出游”加上“出门”就等于“出国”!
如果这一说法还能勉强成立的话,那我将近二十年的时光都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异域的奔波令我目不暇接,现在想起来,那些赏心悦目的景致至于今天到底还有多少能留在我的记忆当中呢?
旅行是一个大概念,对于我这样常年在外的人来说,旅行就具有了两层意义。一层是我自身的行走和旅居邻邦的状态,另一层则是一起上路旅行的伙伴儿。
至今为止,我最愉快的旅行都是与旅行伙伴儿一起完成的,有了伙伴儿就有了故事,有了故事就有了愉快!
这些年,作家莫言是我旅行时的最大伙伴儿,前后四次我们一起出游日本,无论是冬天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北海道,还是人头攒聚的东京,以及盛夏炎热的京都古城,有了他就像有了一部小说一样,十分魔幻、十分真实。
2006年春天,莫言寻访了川端康成的故居,地点是大阪府。当时,我从神户开车到国际关西空港接他。莫言一见到我就说:“在飞机上没有话说,憋坏了。”然后他先笑起来,马上问,“你说当年的川端康成是不是也这样,到哪儿都有犯憋的毛病,话不多吧?”
显然,作家莫言的赴日寻访从他一下飞机就开始启动了,不同于一般游客,他始终是一半儿文学一半儿现实的感觉。早在九年前,我们一起寻访过川端小说《伊豆的舞女》的所在地,住在川端当年写这部小说的旅馆里。旅馆是一座木制的小楼,楼上人一走路,恨不得全楼都跟着“咯吱咯吱”地作响,有时分不清是楼外的风声,还是楼内的脚步声。第二天清晨,莫言醒来,他问我的第一句话居然是:“你说我睡着了吗?”
人是否睡着,除了他本人以外,别人能有谁知道呢?或许他仍然沉睡于小说当中。
川端康成是日本文学史上的顶峰人物,中国作家当中除了莫言受川端小说的启发以外,余华也说川端小说几乎就是他的老师。作家之间的沟通很多都是来自现场的,即便是一个生者寻访一个死者,这一沟通的模式也不会发生改变。
川端自幼失去父母,寄养在祖父家,从小郁郁寡欢,很孤僻,跟外界也很少联系,而他这段辛酸的童年是在大阪度过的。关于这段经历的记载,目前有他写的《我的故乡》和《十六岁》,还有一次应林语堂的邀请在台湾做过的讲演说得都很清楚,这大概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
我跟莫言一行寻访到川端故居是在一天的下午,晴天、无风。出来迎接我们的是川端家一位远房的侄女,满头白发,腰弯弯的,说起话来却蛮有力气。她手里拿了一根拐杖,带着我们往很远的地方眺望,她告诉我们川端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越过一道围墙往远处眺望的,他不喜欢看近处的东西,宁愿一个人什么也不做,站在原地一个劲儿地往外看,一直把眼睛看得直勾勾为止。
我记得川端在他的一篇杂文里讲过这段经历,当时的情景大致如下:祖父的家破产了,相对富裕的生活一下子都被毁掉了,一直为他家做保姆的女人也不得不离开了,但是,有一天,当他觉得心里凄凉,突然发现当保姆的那个女人站在墙外跟他打招呼,而且还送给他吃的,自从那以后,川端喜欢往远处眺望,也许是为了等待某种温暖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