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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事清流002（第6页）

听了她的话，我很受鼓舞。

至于她说中国不了解日本也是实感，好像桥上分明有你行走的路，但你并不愿意过桥。其实，这也牵涉到了解与不了解需要用什么尺度衡量的问题，至少相对于日本深入研究中国而言，中国是不了解日本的。

这不光是一个不了解，而似乎是不愿了解，不稀罕了解的问题。如此观念也许是出于某种误解，因为中国有自身辉煌的文明历史，而日本仅仅是汉字文化圈的从属国，并无主流参考的价值，于是中国对这个小语种的国家从文化历史上的了解总欠热情。同样，在这种观念以外，中国人还保留着厌恶日本人的情绪，这无疑是中国遭受日本人的侵略，在心理上养生了前辈埋下的仇恨的种子。

有人在分析本世纪初中国留学生的情况时指出，“留洋出理论家，留日出革命家”。这说明日本文化并不能刺激留日华人，而是日本人的傲慢、蛮横、凶狂燃起了中国人的对抗意识。正因如此，留日华人对本国的忧患意识也会增强。鲁迅毅然离开日本，弃医从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实，先辈知日派曾经有过的对抗与忧患意识一直维系至今，始终没有消失过。

我认识一个中国雇员，他取得日本的工学博士学位后没有回国，而是应聘到一家日本制造厂供职。据他说，这个日本工厂的产品其实没有多大奥秘，只是靠长年的经验积累，有技术，没有技艺，做东西并不聪明，但就靠这类产品每年向中国大量出口，利润很高。他看在眼里，心里觉得中国真傻。于是，在他当技师的这些年，利用业余时间在家里研究有关技术资料。有一回，我到他家串门，他一边向我解释电脑上画出的各种图形，一边说：“这是跟国内通的，我用国际互联网与国内的同行一起琢磨这玩意儿，现在越弄越明白。日本人的技术很细，但在整体方面，尤其在连带产品的一体化构想与创造上，跟我们的思路相距甚远。在这点上，中国人保险是领先的。不过，一旦把这些图纸送进车间，经车床那么一车，刨床那么一刨，那我们与日本人的差别一下子就露出来了。中国人觉得差不多就行了的时候，日本人肯定认为是不合格的。所以我觉得，咱们的脑袋能赢日本人，但身子骨未必能赢。”

无疑，这番话不仅是他本人，也是当代中国人面对日本所表达出来的对抗与忧患意识。至少包括客居日本十年的笔者在内，我是深有感触的。

古人虽然喜欢“忧深思远”，但作为旅日学者和中国雇员，我们不必多么思虑，也不必多么谋划，只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明察我们之于邻邦的周围环境，真正做一个双向通行的“桥梁”，使两国的了解能够为促进中日友好而发挥推动作用，这才是面向下一个世纪的大方向。中日友好的桥梁不应该是单行线。

苍茫，还是灰暗？

2000年冬季，我应邀参与了国内一部电视纪录片的制作，其主要内容是介绍日本民俗。几乎是在同时，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也派出了摄制组，他们去了京都，走访了一些名胜古刹，而我们奔赴了长野县，同样也寻访了著名的寺院。说来也巧，无论是京都，还是长野县，由于它们都不靠海，一个是盆地，一个是山区，所以那些烧香拜佛的习俗十分浓厚。稻米农田、织布纺线、囤积食料，所有这些缘起偏僻地区的运营智慧至今仍然保留了下来。当然，说是保留，它们的保留形态早就发生了变化。比如，日本寺院的采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只要你一置身于那样的现场之中，保险就会觉得灰暗。下面的这段文字是我面对电视镜头的叙述，现抄录下来，以重新体验那种现场的感受。

我们一大早就到了长野县的善光寺，之所以选择清晨到这里是因为当地的人说这座寺院最辉煌的情景是日出的那个时辰。日本人这么说自然有他们的道理，说来也巧，昨夜下过一场大雪，清晨6点的时候，天空已经发白。积雪似乎与喷薄欲出的太阳争先恐后，抢着为寺院的辉煌扮演相应的角色。从字面上看，善光寺应该是“行善”的善与“光芒”

的光的组合，可令人好奇的是寺院的大堂却是灰暗的，尤其当我们的摄像机进入大堂深处的时候，通过监视器看到的图像几乎是黑洞洞的。

日本寺院把大堂叫做“御影堂”。

如果这么想，说大堂灰暗也不无道理。所谓影子，通俗地说，就是阴影，几乎等于被寺院大堂供奉的一个概念。我们可以看到，寺院的僧侣列队走在石板路上的时候，朝阳映红了他们的面孔，雪地的折射为他们脚下的通途也铺出了鱼鳞般的光彩。我原来想，这些僧侣与门徒一定会进入一处至少是让人心明眼亮的地方。哪怕不像中国的大雄宝殿那样庄严宏大，哪怕也不像欧洲的教堂那样高耸挺拔、寒光如剑，但起码会是一处能够接受暖阳的栖身之地吧。

仅仅是一次在善光寺的清晨，通过我们的镜头，你不难看出那些晨起念佛的门徒好像是从通亮的空间流入另一处灰暗的场所。他们一边跪在平铺齐整的草席上诵经称念，一边沉入于与灵魂相照的时刻。我想在日本人的精神深处，这种与灰暗阴影之间的渊源很可能不光是寺院一处，从其他的人文景观中也能找到。当然，这还有待于我们今后的观察。

旅途是对色彩的感受，这是我很久以来的想法，而且也是在大大小小的旅途中不断体验的一个纯粹的概念。如果按照色彩分冷色和暖色来说，日本的色彩似乎更多一些冷。至于说日本的暖色究竟出现在什么地方，或者干脆说，暖色之于我个人究竟会出现在世界的何处？

这恐怕还有待于更多的旅途。

艺术难道就是压抑么？

日本是一个很少发生内战的国家，这不仅在历史上有如此记载，即便是现代的艺术也很难看到反映这类主题的内容。说来也怪，日本在20世纪的侵略战争中异常凶暴，许多人以为这个民族的本性就是这个模样，可一旦了解到上述历史，你或许也会大惑不解。其实，那位剖腹自尽，一刀把自己的血肉扎入文学史册的疯狂作家三岛由纪夫早就说过：“日本人的祖先是受压抑的。”所谓压抑，后来经过日本的知识分子一番解释，似乎令人有所开窍，他们描述那是一种处于无风无浪的状态，每日没有刺激的岁月，一年一年都是无聊的重复，看不见痛苦，同时也感觉不到快乐。

我不是学者，当然不能从理论上跟日本人较真儿。不过，倒是有许多现代艺术的作品，包括摄影、美术，还有一些独立的影片，甚至包括非常主流的北野武的电影，所有这些却让我从直觉上更容易接近三岛的说法。不用说，他的说法同样也是来自于某种无言的压抑。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东京出了一个30多岁的摄影家，他叫金村修，开始被行业界注意，美国《纽约时报》称他是最受世界注目的摄影家之一。他白天替人家送报，住在一个破烂的木房里，下雨都漏水，可他不顾，照样背着他那台老式的莱卡相机，到东京的大街小巷游**。

有时他像个刚进城的学生，有时又像一个幽灵，走累的时候干脆往地上一躺，旁若无人……

然而，当你看到他的摄影作品时，那些东京街头堆放的自行车，路两旁斜挂的灯笼，还有那些跟天空纠缠在一起的一团团的电线，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在讲一个鲜明的主题。用他本人的话说：“这是压抑，是内在的，是人的。”

当有人问他为什么的时候，他的回答十分清楚，彩色无压抑，而且他继续说，没有压抑就没有艺术！

说来也巧，2001年冬天，我跟一个日本平面设计家访华团去上海，在苏州河畔的工作室里拜访了画家张恩利，当他那些用黑色做基调，而每一个人物的表情几乎都是僵直的大幅油画，一起展现在我眼前的时候，忽然有一种难言的强烈反差袭身而至。因为他的工作室有足够的空间，又有足够的阳光将室内打照得通亮无比，可为什么画中人偏偏那么忧郁那么麻木，乃至那么压抑呢？

张恩利的画让我几乎在第一个瞬间就联想起金村修的摄影。同样，因为东京有足够的空间，又有足够的欢乐和足够的颓废与刺激，可他的镜头为什么偏偏对准那些昏暗的街道，那些好像被乱麻一样的电线绑架起来的楼厦呢？尽管这类问题不需要十分明确的答案，但无论是张恩利，还是金村修，他们面对的现实其实并不灰暗，更准确地说，他们目视的场景至少比他们的作品更辉煌。

那天在上海，当我跟张恩利告辞的时候，我想起曾经在东京问过金村修的一句话，同样，我把这句话也用来问张恩利：“艺术就是压抑吗？”张恩利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微笑。不过，他的微笑也是一份答案，因为东京金村修的回答居然跟他完全一样，只是他的微笑更接近于无奈。仅从这一点，我当然也明白，中国与日本对压抑的理解应该是不同的。

文豪与画家

2008年2月，日本京都文化博物馆正在举办一个题为《声声相应的美的世界》特别展览，介绍了文豪川端康成与画家东山魁夷的生前交往，展品包括两位大师之间的往复信件，东山为川端小说做的装帧图书以及川端生前的个人美术收藏品。

一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把日本文豪川端康成的自杀当做一个美谈，认为这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毕生追求极端美的小说家终于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静谧的归宿。1972年4月16日晚，川端在他静冈县逗子市内的公寓里吸煤气自毙，享年72岁。窗外透过一个很小的阳台可以看到大海和繁忙的渔港，不过，川端选择的是夜晚，不难猜想，他看世界的最后一眼只是一片漆黑的大海，没有喧嚣没有气味，甚至连表情都没有。实际上，川端临死的眼睛已将死后的漆黑收录完毕了。

第二天，惊闻此信，当即从千里以外的熊本县天草赶往川端家的是画家东山魁夷，日本国宝级人物。根据他后来写的悼词，当时的情景如下：“我被深夜的电话铃吵醒了，弄不清究竟是几点钟，只听见接电话的妻子大叫一声，惊恐地告诉我川端死了，是自杀身亡的。我从**跳起来，脑子全木了，马上打开电视，屏幕上已经出现了讣告的字幕。”

文豪川端康成与画家东山魁夷的交情始于1955年，起先是由东山为川端的小说设计版式和绘图，后来东山发现川端收藏美术品的品位极高，两人如遇知己，最近这些年被发现两位大师之间留下了两百多封往复信件，其丰富的内容涉及了美术创作与小说写作等许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