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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事清流002（第5页）

汉学家的翻译语言演化成了直达文学的快车道，运载了大批的读者往前行。

2007年日本芥川文学奖得主，今年38岁的诹访哲史跟我说：“读了莫言的小说，让我觉得文学的发生可能会来自于某种缺陷，因为我本人说话有些结巴，所以对写作就变得非常执著！”

听了他的话，我翻译给莫言听。莫言笑起来，回答说：“是的呀。

我的缺陷就是小时候太能说，能说得老让大人提心吊胆，这其实也是一种缺陷！”

不难看出，对于类似的细节交流，日本读者并不是借助了汉学家翻译中的有关中国的知识，而是读者本人对文学产生的理解与共鸣。

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经由汉学家的翻译以后，已经开始了自我腾飞。

如果还需要助它一臂之力的话，这个力无需从汉学家那里来，而应从广泛意义上的，与文学发生关系的人与事情而来。中国文学应该冲破汉学家的重围！

收拢汉学家是中国文学走出国门的第一步全国文代会是我最近关心的话题，通过新浪网的读书频道，我既能了解会议的进展，又能看到各路大腕作家的高见，有时觉得比读小说还有意思。与会者当中有不少是我的好友，自然也叫我更关注这次会议了。

我从新浪网上了解到，全国作协准备搞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的活动，力推当代文学出国门。乍一听是件鼓舞人心的事情，但仔细想想，关于如何译介如何传播，看上去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

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出游到西方国家，我一有空就爱往大书店里钻，也不为别的，只想看看中国当代小说的翻译本到底摆放在什么位置，究竟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在该国的书店里头露脸的。

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大书店都是竖列插放，往往放在亚洲文学的部分，比起日本文学平摆陈列来说，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品几乎都不显眼。这些城市包括罗马、巴黎、柏林、伦敦、纽约，其中最绝的就是莫斯科，你干脆就找不到中国当代文学的俄文翻译，就跟俄国人不愿意跟中国人玩文学一样，觉得十分夸张—因为别的城市多少还是有点儿样子的。

1。收拢各国的汉学家，定期发送直邮通讯，及时介绍中国文学的最新动向，为新作品新作家拉单子，要常吆喝着；2。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外文翻译设立奖项，以奖励国外汉学家的工作业绩，并以此在对象国媒体造势，加深一般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解；

3。请国内有实力的出版社跟对象国实力均等的出版社做版权对等交换，请双边对象国的语言文学专家评审，出些花招儿。

除上述以外，我们应该避免一件事，这就是，别把中国人翻译的外文小说拿到外国送人。一般来说，这些都是不可读的！反过来想想，有谁看过莎士比亚的作品是由英国人翻译成中文的？又有谁看过村上春树的小说是由日本人翻译成中文的呢？

中国当代文学能否大踏步地走出国门，其关键不在别处，而是在各国的汉学家那里！

中日友好的桥梁不应该是单行线

最近，有关旅日华人学者的活跃情况，似乎成为日本报纸、电视的一个经常性的话题。中国学者不仅执笔著述，而且在电视荧光屏上也一展风采，用流利的日语跟日本教授交锋。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既树立了新中国人的形象，同时也为捍卫中国的利益表达了坚定的立场（比如钓鱼岛问题）。同时，在日本企业内的中国雇员也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电脑软件的开发方面。日本人甚至惊呼“中国一个人半年能干完的活，日本要两三个人两三年才能做完”，而且还透露，日本的有关企业正在大量求贤，希望招收中国人才。

上述的邻邦报导至少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目前留学生已经走出了他们艰苦创业的时期，在日本安营扎寨，并执教于日本的大学院校，进入受日本社会尊敬的学者阶层，生活相对稳定。

另一方面中国推行的天才教育，类似大学的少年班制度，培养出一批理工尖子，在日本平均主义的教育环境下使得他们东渡后脱颖而出，在其专业上表现非凡。这既是因为个人的奋斗，又是中国教育制度的一个收获。从“科技无国界”的观念而言，优秀人才的辈出是中国之于世界的崛起的表现，是一件好事。

然而，除我们自身的原因以外，邻邦舆论对中国人越来越多的关注实际上是作为日本对当代中国的一个整体的了解，而不是片面的、零打碎敲式的把握。这一点似乎是明显的。

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已经结束了从平安时代起向中国虚心学习的传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没有什么可学的”，包括儒学在内，那只是作为对抗西方文化的一种学说，而并非推动日本变革的动力。

在日本，无论是留学生，还是学者或者公司雇员，经常被人称作“架桥”，这无疑是十分友好的称呼。说你像一座桥梁，无非是希望你衔接互不来往的两岸，打开交通的渠道。不过，这座桥梁一旦作为实用性极强的手段，专门用于了解对方而忽视与其交流，那它的原初意图就会发生扭曲。

按照上述比喻，日本各种名目的财团对研究项目的审核就是一例，其中对中国人的申请批准绝大多数都投放于对中国的研究方面。日本某财团的一位理事就跟我说过，“中国人想要赞助，最好选中国的题目。”我问他为什么。他的回答是三个字—“有价值”。当然，如果是希望到中国投资的企业，因为受益于这类中国研究的报告，那的确能够验证他说的价值所在。不过，换一个角度看，在日本研究中国问题就显得容易出成绩，尤其作为中国人，好像国籍就表示你已经是半个中国问题的专家，另加出版社、学会、杂志，乃至影视界都希望有这种发言和形象，所以中国人唱中国戏的邻邦市场也就应运而生了。

我认识好几位原来打算研究日本问题的中国留学生，等到学业完成后，都摇身变成了中国问题的研究家，而且整天忙忙碌碌的。他们的体会是“我也莫名其妙”。

我的一位学兄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他曾经到日本做过访问学者，有些感受也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他说：“中国人一旦进入日本的人文圈，好像就把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看做一种终极的关怀。不像旅居欧美的大陆学者，总是在一个开放的视野中从事自己的研究，尤其是在吸收西方现代理论方面，能够积极寻找与中国国内学者的对话机会。

这近乎一种共同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侧重于历史以及相关的思辨理论。相比之下，旅日学者喜欢谈论中国的现实政治，做预测，做现场分析，而这种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日本观察中国的需要，而不是缘起于学者自身的人文意识。他们完全像一个技师、一个打工的，被日本的需要塑造成了一种职业，最多当日本人的耳朵和跑腿的而已。说穿了，这是一种变相的投机主义。”

尽管这位学兄的见解未免过于偏激，但他的指责令人回味。中国人的治学有擅长综合的特点，不仅仅是维系在演示资料的翻新与积累方面，而是在这基础之上，依靠独善的思辨，见微知著。但这一优秀的传统在某些旅日学者身上却完全消失了，即使在研究中国问题方面，他们的可取价值也仅仅停留于对某些情报的提供与掌握上。这当然是对日本，如果是对中国的话，这些有价值的部分也许和书摊上各类文摘报是同一级别的，最多再参考些中国土产“小道消息”。对这类“二花脸”的研究，早就有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署名的著者恐怕充其量是会说日本话的译者”（《读书》，1995。10，P5，李长声／文）。

他们从内部看，这个我们日本人比不了。”

某年的五月份，我参加了一个学术讨论会。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先生介绍说，前两年他在北京任教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日本的女留学生希望到北京某报工作，她想了解中国的舆论界是通过怎样的规则和操作来编排新闻的，虽然申请多次，但都未获批准。对这类事情，作为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可有的日本学者却带有嘲讽似的口吻说：“这学生太傻，去找日本大学里的中国老师谈谈，不难解决嘛！”

而且，这番话还引起了其他日本学者的哄笑。这时，我很不自在，甚至觉得日本好像从精神上捕获了一批中国学者，从嘲笑中打听他们想打听的事、解决他们想解决的问题，这种露骨的实用性令人生厌！

类似这种局面的出现并非偶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华研究的方向有一定的传承性，而且被冠之以“东洋”的学问本身又具有强烈的国粹主义色彩，与中国文化的许多内容从本质上是不同的。较之于日本对中国的了解而言，中国对日本是不了解的，至少近百年中国的历史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的“桥梁”似乎不是双向行车，而是单行线，当然也很难建立所谓的“友好”。从研究对象国的规模与成绩来看，中日两国的差距是相当大的。迄今为止，中国到底有几部日本专论能像美国人写的《日本人》《菊与刀》，或者像荷兰人写的《日本权力结构之谜》那样，成为影响其政府对日战略的资深文件呢？目前得到学界公认的恐怕还是二十年代戴季陶的《日本论》。因此，也是由于这座单行道“桥梁”，使日本越来越深入地了解中国，加之旅日中国学者对中国研究的实用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更促进了这一了解对政治、金融、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渗透。

作为旅日精英的中国学者，虽然代表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风貌，在日本社会树立了前沿形象，改变了老华侨依靠“剪刀、菜刀、剃头刀”安身立命的原样，但中国学者的另一特点似乎从日本对华研究的范围内也能抽取出来，遗憾的是，这一熟知中国的特点仅对日本有益，甚至是有利的。

面对这种局面，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至少从中国人自身来讲，以下的感受也是令人折服的。

日本的大学生头脑简单，对中国的事情就像一张白纸，你说什么他们信什么。我觉得我正在和日本学者争夺他们的下一代，如果没有中国人来对这些学生讲真正的中国，那往后是危险的。这也许是我的使命，应该跟日本人争论的时候就不能示弱。”她接着说，“当然中国也有问题，最近北京有一份民意测验，发现年轻人普遍憎恨日本人，但并不了解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