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大力倡导民权,反对专制。在第四十期《知耻学会叙》的文章中,他无情地批判封建官场现状:不学军旅却敢于掌兵,不谙会计却敢于理财,不习法律却敢于司法……这帮人都是瞎子、聋子、跛子、残疾,还老不死(瞽聋跛疾,老而不死)!
更大胆的是,他还把慈禧比作暴君夏桀,并诅咒她多行不义,必然自毙!
梁启超这小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他跟我作对倒也罢了,竟然诅咒慈禧姐姐,难道他不怕掉脑袋吗?他掉脑袋倒是小事,可这会连累我的啊,因为我才是《时务报》的幕后总编,慈禧要是知道我在操纵《时务报》,指使梁启超诅咒她的话,她还不得要了我的脑袋?
想到这层厉害关系,张之洞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于是,他立即电令汪康年要严把审稿关,并警告梁启超不要因言获罪,误入迷途。随后,他又电令新任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梁启超这人太二了,思想太悖谬,看了他的文章,人人惊骇,恐招大祸。因此你们要告诉送报人,千万不要再送《时务报》了。”
陈宝箴、黄遵宪是张之洞的属官和幕僚,张之洞的命令,他们不得不听。这是张之洞第一次对《时务报》进行封杀,可梁启超并没有知难而退。
不久,他又在《时务报》上直接抨击张之洞:江南自强军聘用西洋(德国)教官,“半属彼中兵役,而攘我员弁之厚薪”。梁启超的意思是说张之洞昏庸无能,崇洋媚外,让洋教官挣走了我们国家大把大把的钱。张之洞看后非常不快,于是再下封杀令:从明年起,湖北不再订阅《时务报》!
在此之前,张之洞是《时务报》的第一发行人,他要是带头封杀的话,其他各省还能订吗?因此,《时务报》面临着生死存亡。
梁启超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他的上司汪康年是张之洞的幕僚,而汪康年总是依照张之洞的指令,处处对他进行打压和限制,他很不爽,于是和汪康年也闹翻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梁启超一气之下辞职跑到湖南,接受黄遵宪的邀请,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
裂痕
梁启超离开后,汪康年接办《时务报》。他又依照张之洞指令对《时务报》进行了全新改版,改版后的《时务报》腔调大变:攻击康、梁的孔子改制说,推崇张之洞的明智思想和洋务实绩。这样一来,《时务报》就成了张之洞个人宣传报道的工具,他想不火都很难。
梁启超赶到湖南之前,陈宝箴、黄遵宪、学政江标、继任学政徐仁铸、维新骨干谭嗣同和唐才常等人,就已创办了时务学堂、南学会和《湘学报》,其学会和学报的性质与宗旨,同北京和上海的学会与学报是一样一样的。
起初,张之洞很支持湖南办学会和学报,并认为《湘学报》是讲求经济和时务的好报,但当梁启超加盟《湘学报》,再次宣传孔子改制时,他就立即对其封杀。在他的干预下,《湘学报》后来也停办。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湘学报停办之前,唐才常又在湖南创办《湘报》。《湘报》和《湘学报》是一个腔调,张之洞看后又大加干涉。陈宝箴不敢抗令,而唐才常又是张之洞器重的门生,因此没过多久,《湘报》也停办了。
至此,张之洞同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产生了一道难以愈合的裂痕,只不过,双方并没有撕破脸皮,因为做官老到、处事机智的张之洞在静观其变。
三、机智劝学,避祸趋利
光绪的心思
杨锐一直潜伏在皇权中心。宫廷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他都及时密报张之洞。这也是张之洞一直没有同维新派撕破脸皮的原因,他清楚地知道,光绪皇帝以及帝党分子一直在支持维新运动。他还知道,因为他对维新派的慷慨资助和大力扶持,光绪皇帝已对他表示出深切的好感和倚重之情。
其实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光绪皇帝就对他充满了这份情意,但因为翁同龢等顽固守旧派的阻挠和打压,光绪皇帝无法向他表白什么,只好把这份情意深埋在心底。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光绪皇帝更加敬重张之洞。因此,当张之洞上奏《吁请修备储才折》后,他立即批准推行。但心里话还是没说出去,他一直在等待,他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再向张之洞表白。
张之洞的判断
光绪皇帝的心思,张之洞根本不用猜。因此,他一直在坐观事态的发展和变化。但维新派这帮人,大多都是60后、70后的年轻人,张之洞又不得不防。在他们身上,张之洞似乎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激进、愤青、二愣、冲动,说话胆大包天,做事不计后果。
在他看来,这帮年轻人绝对比当年的清流还清流,当年的清流主要是上书言事,参劾权臣;而这帮年轻人,却要改革政治,参劾皇权,真是胆大包天。
对此,他真的想不明白:社会发展变化就是再快,年轻人的思想观念就是再潮,也不能拿政治和皇权开玩笑吧?难道他们就没读过历史吗?远的不说,就说近代的清流党吧,在清流党,除了我张之洞早早地转型,成功做了洋务派首领外,其他人哪个有善终?
这事绝对要掉脑袋,甚至株连一大片。且不说历史曾无数次证明,就说慈禧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她能容忍这帮年轻人如此兴风作浪?
维新派的思想是先进,是新颖,政治改革也可以推行,但凡事总有一个过程,要循序渐进,不断发展,千万不要激进、不要冲动,冒冒失失总会撞墙。
等着吧,这帮年轻人早晚会吃亏的,一场血光之灾很快就会降临!
潜伏成功
正是有了这种老到敏锐的意识,以及洞若观火的判断能力,张之洞在扶持维新派的同时,又打压、控制他们,并和他们划清了界限。而且,他还指示绝对服从于他的儿子张仁权、门生杨锐、幕僚汪康年等人:头脑要冷静,立场要灵动,不能绝对维新,也不能一点儿都不维新,要在帝、后两党之间摇摆,做帝、后两党都倚重的红人,这样即使出了事,也不会殃及自身。
姜还是老的辣,杨锐等人对恩师的教导深以为然,并作为行动指南。凭借在维新派中的影响和张之洞的操纵,杨锐很快接近了光绪皇帝。这源于一件事情。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德国强占山东青岛,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为期99年的租界条约,并取得了山东境内的铁路修筑权和矿产开采权。在德国的影响和带动下,俄国、法国、英国群而起之,纷纷强租了广州、威海、旅顺和大连等重要港口城市。至此,中国更进一步沦为帝国列强的殖民地,在帝国列强的侵占和瓜分下,中国甚至有一种亡国灭种的气息。
值此危难之际,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皇帝变法图强。这次上书,他还提到了开国会、定宪法的政治主张。光绪皇帝深以为然,于是令康有为详细陈奏变法事宜。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七,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建议光绪皇帝效法日本明治天皇,领誓群臣,诏定国是,推行维新变法。作为康有为的搭档,杨锐表现得十分卖力。三月二十二日,他和康有为一起在北京成立了保国会,从而引起了光绪皇帝的极大关注。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同时召见康有为、梁启超,并授予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专门办理新政,实施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农历戊戌年)。
军机章京是军机处办事人员,相当于军机大臣的助理,被称为“小军机”。虽然只有四品衔,却能掌握实权和朝廷机密。
与其说谭嗣同和杨锐等四人是军机大臣的助理,还不如说他们是光绪皇帝的助理。因为在此之前,光绪皇帝根本没有什么实权,凡事都要请示慈禧。可是自从变法之后,很多事情他都敢擅自做主了,有什么旨意就直接通过这四个人去执行办理,直接绕过了慈禧及其后党官员。
请注意这四个军机章京,除了谭嗣同是坚定的维新派外,杨锐是张之洞的心腹门生,刘光第是张之洞托陈宝箴举荐的维新人士,林旭曾在中日战争时期做过张之洞的幕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