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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靠当愤青发迹（第3页）

失地都收复了，沙俄也该兑现他们的承诺了，但他们认为清政府软弱可欺，就是拖着不还。不得已，清政府只好派崇厚出使俄国谈判。

朝廷崇厚出使沙俄，很多朝臣都担心他会把事办砸，张之洞更是忧心忡忡，于是他向朝廷上了这样一道奏折：崇厚出使沙俄前，应先到新疆实地考察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和左宗棠碰碰头，因为左宗棠最熟悉新疆的情况，他最有发言权。

张之洞的这个建议是合理的，也是明智的，但腐朽透顶的清政府愣是没采纳，结果就导致了崇厚擅自卖国且悄然回国的丑闻。

左、李相左

崇厚擅自签订卖国条约后，左宗棠立即向朝廷建议：先和沙俄交涉，声明崇厚所签订的条约是他擅自做主的，不具有法律效力，他不代表朝廷和臣民，朝廷和臣民不会答应，必须改约，重新商议。如果沙俄不同意，那我们就动用武力，谁怕谁啊！相信，只要我们足够争气，顽强到底，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这是一个朝廷重臣和民族英雄的浩然正气，然而个别朝廷重臣的表现却很不咋地，比如一向主张对外妥协求和的李鸿章。

在左宗棠主张抗战的同时，李鸿章也给朝廷上了这样一道奏折：“崇厚是奉朝廷之命出使沙俄的，他代表的是朝廷，不能说他签订的条约不具有法律效力。条约签订了就不能反悔改约，反悔就是我们的错。如果错在我们，而我们又不认错，那就是没事找抽。人家就是抽我们，我们也底气不足，无理还手。”

肯定了崇厚，否定了改约后，李鸿章还提出了“借俄慑日”的主张：“日本非常害怕沙俄，如果我们答应沙俄的要求，就可以借他们的力量震慑日本，那么东南就无忧了。”

李鸿章最后还强调：“我们答应沙俄，虽然失去了很多，但要是改约的话，将来会有更大的灾难。另外，不要听信左宗棠的话，他领着一帮书生整天喊打打打，却不顾国家安危，他有什么把握能打赢沙俄？”

李鸿章的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朝臣们极其不满，特别是清流党的言官们。他们连连上疏要求朝廷坚定立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严惩崇厚。崇厚吓得不敢回京，他先是躲在了天津，但后来他自知罪责难逃，于是回京待在宫外，等待朝廷裁决。

一折定局

在所有上疏参劾崇厚，力谏朝廷改约的官员中，张之洞表现得最为卖力。《里瓦几亚条约》签订之后的一年时间内，他一共上了20多道奏折，他在每道奏折中，都力促力奏朝廷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光绪五年（1879年）腊月，他上了一道名为《熟权俄约厉害折》的奏折，在当时影响最大。在这道奏折中，他详细分析了《里瓦几亚条约》十大“损清利俄”的不合理之处，史称“十不可许”。同时，他还提出了修改条约具体建议：

第一，将崇厚缉拿归案，交由刑部依法严惩。这样既可体现朝廷改约的决心和强硬态度，也可堵住沙俄的嘴。

第二，大造舆论声势，曝光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公平条约和民众的愤怒之情，让地球人都知道中国人不可欺！

第三，暂缓收回伊犁，让沙俄占据伊犁的事实继续存在，这样沙俄就会理屈，朝廷就可据此责问其条约的不平等性。

第四，命令边关臣将紧急备战，在新疆、吉林、天津三处设防。新疆委任于左宗棠，天津委任于李鸿章，然后集中全国优势兵力，准备打边关防御战。

提出了上述改约建议后，张之洞还在奏折中痛切地指出：“现在，我朝四面受敌，处境极其不妙。现在，我朝有骁勇善战的武将，有运筹帷幄的谋臣，完全可以跟沙俄干一仗。如果再拖个几年，那么左宗棠衰老了，李鸿章也不比当年，到那时再言战的话，就力不从心了。如果不战，沙俄就会威胁整个内陆和友邻朝鲜。现在，我朝若不誓死保卫边疆，坐等沙俄入关再迎战的话，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觐见慈禧，荣升顾问

张之洞的这些想法高瞻远瞩，兼顾西北和东南防线，主张海防和边防并举，其战略思想明显高于李鸿章“放弃西北，只保东南”的关前门、开后门思想，也高于左宗棠“西北边防”至上的关后门、开前门思想。这道奏折引起了朝廷的极大重视，慈禧看后连连拍手叫好：“张之洞，你太了不起了，我要亲自召见你！”

按照规制，慈禧一般不亲自召见四品以下的官员，但张之洞是个例外。这些年来，他上的那些奏折，都深深地牵动着慈禧的心，慈禧很想见他，于是破例召见他，向他咨询改约的对策。

这是慈禧第一次单独召见张之洞，张之洞早就盼着这一天。这一天，他在慈禧面前精准的分析边境时局，侃侃而谈改约意见。他立言正色，不卑不亢，慈禧听后深为折服，不断赞叹。谈话一结束，慈禧就特许张之洞随时到总理衙门发表意见，并指令总理衙门遇事要和他商量，他成了总理衙门顾问！

张之洞仅和慈禧谈了一次话，就从一个小小的从五品京官，一跃成为总理衙门顾问。不仅如此，慈禧还把他上的奏折，发给各位军机大臣看，并特许他列席参加军机处改约会议，进一步确立他的顾问身份。这下，他在军机大臣们面前长了脸，树立了威信。

力阻崇约，得罪权臣

光绪六年（1880年）春节期间，军机处为了改约的事情开了好几次会议，会议决定由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1839—1890年）出使沙俄商谈改约事宜。曾纪泽原来是户部员外郎，光绪三年（1877年）还出任大清驻英、法公使，他有曾国藩遗风，也有外交工作经验，派他出使沙俄比较合适。

在军机处的几次会议上，张之洞据理力争，力阻李鸿章等人的妥协求和主张，力促朝廷改约，并通告沙俄政府：“崇厚和你们签订条约，属违制越权行为，我们不承认，必须改约！”清政府向沙俄表明了态度后，就将崇厚革职并关进刑部大牢。

光绪六年（1880年）五月，就在曾纪泽正式出使沙俄时，英、法、德、美等西方列强纷纷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并进行言语恫吓，英国女王甚至电令清政府赦免崇厚。见此情景，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刘坤一（1830—1902年，湖南新宁人）竟串通一气，力谏朝廷向列强妥协。

慑于列强们的威胁，清政府改变了之前的强硬态度，召集王公大臣，商议赦免崇厚的事情。张之洞义愤填膺，但他一个人无法力挽狂澜，只好在一道奏折中提出他的主张：

第一，坚决对崇厚治罪，坚决对沙俄强硬，坚决改约。

第二，可以采纳李鸿章和刘坤一对列强妥协的奏请，赦免崇厚。但要让崇厚赴沙俄重新谈判，如果他争不回失去的利益，那么就让曾纪泽把他杀了！

第三，要对李鸿章和刘坤一提出严厉批评，命令他们好生整修军防，将功补过！

张之洞的这道奏折实在够猛，他参劾崇厚倒是理所当然，可他竟然连如何惩处朝廷重臣李鸿章和刘坤一的方案都想好了，实在是猛，实在是个愤青。

不过，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张之洞的政见思想和李鸿章向来不同，他是长期抵制李鸿章的人，没少得罪李鸿章。然而，得罪李鸿章的人太多了，张之洞的那点得罪根本不算什么，李鸿章似乎也没放在心上。但在未来的20多年里，这两个晚清名臣，互相凝望，却互相敌对。

朝廷虽然没有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却在当月授他为翰林院侍讲（从五品），旋即升为左春坊右庶子（正五品）。七月，他又充日讲居注官，八月迁为左春坊左庶子。这算是朝廷对他的一个安慰和鼓励吧，毕竟他所奏之事都是出于正义和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