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优秀的三人组。他们不仅遵循着花旗银行业务政策的连贯性,还具有极强的预见性。
伯吉斯从帕金斯手中接过和罗斯福总统的关系棒,他代表花旗在政府募集资本的各项演出中担当主角。他本人不仅是美国财政部在战略融资方面顾问委员会的委员,还担任了美国银行家协会的总裁。无论是私人会谈,还是公开演讲,他都不遗余力地表达了对政府的支持。花旗银行因而成了美国政府最信任的银行,政府融资的各种机会都优先给予花旗,从而使花旗成为赢利能力最强的银行。
瑞斯切尔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客户关系。这是一项着眼于未来的工作。按照美国政府的要求为政府作好服务,虽然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但这仅仅是当前需要干的事情。战争不可能一直打下去,终究有结束的那一天。一旦战争宣告结束,支撑花旗继续向前走的必然不再是政府,而是企业。出于对未来的考虑,瑞斯切尔每天都去拜访大客户,和他们喝喝茶,聊聊天,始终保持着联系和良好的关系。
花旗银行在战后的发展势头依然强劲,这和瑞斯切尔在战争期间精心维护的客户关系密不可分。
布雷迪一直是花旗银行国内业务的总负责人。伯吉斯忙于和政府的外交关系,瑞斯切尔忙于拜访大客户,布雷迪只好待在家里做好总管工作。他有着很强的业务能力,被誉为银行家中的银行家。有他坐镇,花旗银行的业务始终处于一种有条不紊的状态当中。他是花旗银行平稳发展的坚强后盾。
正是由于这样优秀组合的存在,使得花旗银行成为二战期间同行中的魁首。帕金斯应该含笑九泉。
7.跟着美国舰队混
花旗银行在战争期间完全效忠于美国财政部,这种选择看起来很不错。
但战后呢?花旗银行在战后该如何进行业务布局?尤其是如何面对满目疮痍的国际市场?
这是一个始终困扰着花旗银行主席瑞斯切尔的大问题。
1945年8月16日,这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次日,弥漫在全世界的战争烟火终于在昨天宣布结束。华尔街和美国民众一起在欢庆和平时期的到来,华尔街的街道上甚至出现了张灯结彩的景象。
每个和瑞斯切尔打招呼的人都喜气洋洋,但瑞斯切尔却忧心忡忡。
他的忧虑来自于美国商界对战后国际形势的判断。
“硝烟弥漫的战争结束后,必然会开启一场谁都读不懂的经济战争。”一位客户这样说。
按照这位客户的判断,任何战争之后都会伴随而来一场经济危机。爆发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就是一战的产物。经济危机和战争之间的逻辑是这样的:战争之后急速增长的各种需求会带来无比高涨的投资热潮,经济泡沫在投资热潮中悄然产生,当泡沫达到一定大时,经济危机就随之发生。
花旗银行前任主席帕金斯就持有这样的观点,他在1940年初期在写给股东的信中说:
“经济危机是战争的必然结果,我们在过去的十年间所抗争的经济危机都是从一战中引发的。”
经济的发展规律真的是这样的吗?难道经济发展总会因为战争而始终有一个逃不出去的怪圈?
瑞斯切尔无从得知这种判断是否正确。其实这种判断是否正确只能在未来检验,也就是说,只有当新的经济危机出现后,这种判断才能被证明是正确的。所以他对未来是否发生经济危机并不担心。
他所担心的是这种判断对美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影响:如果所有美国企业家都悲观地认为战后一定会出现经济危机,那就意味着他们的投资热情将会锐减,他们的资本需求将会被遏制。
而花旗银行玩的就是资本游戏。当资本不再被需要的时候,花旗银行该怎么办?
这正是瑞斯切尔所真正担心的问题。
除了经济预期不被看好之外,政治因素也成了一把悬在花旗银行管理层脑袋上的冷剑。
1945年10月的一天早晨,瑞斯切尔被一条新闻标题所吸引:二战之后,谁是欧洲最大的侵略者?
欧洲的局势一直是瑞斯切尔所关注的重点对象。他立即放下手中的咖啡杯,认真地读起来。
这篇新闻绝不是骇人听闻:共产主义热潮在侵蚀着欧洲各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运动热潮中充斥了苏联共产主义分子的身影;希腊共产党的游击队员在苏联的帮助下极其活跃地进行各种斗争;法国共产党在国内逐渐赢得更多人的信任和支持;意大利最主要的工会组织被共产党控制着。
欧洲的局势正如这篇新闻的结论一样:共产主义正在全面向欧洲的各个国家进军。
共产主义开展得越普遍,花旗银行的生存空间就越狭小。一战期间花旗银行在俄分行被共产主义国有化的疼痛还未完全消失。任何一名花旗人宁愿放弃市场,也不愿意再到共产主义的地盘上做生意。
瑞斯切尔粗暴地将报纸扔在了一边,内心极其沉重。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欧洲市场。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中国市场上。
中国一直被认为是花旗银行的福地。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花旗银行海外分行几乎全处于亏损状态时,唯有在华的业务一直处于盈利阶段。正是依赖于在华赚取的利润,花旗投资人才拿到分红。
但战争让花旗不得不停止在华进行的各种业务。
瑞斯切尔找出1939年花旗银行在华业务的年度报告。这份报告里有他感到最惊诧的一句话:1939年9月,花旗银行中国上海分行每天有将近九千位顾客前来办理业务,他们几乎挤爆了整个营业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