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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花旗凭什么不死02（第5页）

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63票对171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经过修改的救市方案。

“鲍尔森，你一跪跪出了7000亿。”伯南克用开玩笑的方式来庆祝他们的胜利。

“伯南克，你要给我列出个救助名单，我们要帮助他们摆脱困境。”鲍尔森兴奋得大喊大叫。

2008年10月11日，周六，这本是陪伴家人的美好时光。但美国财政部的会议室却一派忙碌。

参加会议的都是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官员。他们谈话的内容始终集中在几个关键问题上：7000亿救助计划力度是否过大？被救助的机构有哪些？资金应以何种方式注入，尤其是银行应支付多少利息？

如果利息定得太高，将会吓跑这些银行的投资人；如果利息定得较低，纳税人的回报就少得可怜。

由于众说纷纭，周六的会议开得毫无成效。从上午开到晚上，中午他们吃的是三明治。

直到周日下午，鲍尔森才和与会的官员们达成一致意见。然后，他们就通知已经进入他们名单上的九大银行负责人在明天下午三点到财政部开会。会议的内容保密。

被危机逼得无计可施的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长麦晋桁想打听一下会议的内容：

“开会的内容是什么？能透露一点吗？”

鲍尔森说：“明天我同时告诉大家，我相信你会高兴的。”

2008年10月13日下午三点，被通知的银行家们都准时来到财政部。

来参加这个会议的人都是幸运的人。雷曼兄弟的高管们肯定正在骂鲍尔森和财政部，他们已经死了，已经没有了参加会议的机会。即使这个会议制定出前所未有的好政策，也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了。

会议桌的一侧坐着鲍尔森、伯南克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西拉·贝尔，另一侧坐着按照名字第一个字母排序的九大银行家，从B开头的美国银行一直到W开头的富国银行，花旗在中间。

“你们都很缺钱吧，”在国会上甘拜于别人裙下的鲍尔森在这些银行家面前说话很强硬，“现在是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和衷共济是我对大家的最低要求。我们需要把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找回来。”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盖纳宣读有关本次会议的重大决定。他拿着文件绕着会议桌走来走去，边走边说政府会从各家银行购买多少优先股。摊到花旗银行头上的资金是250亿美元。

“这些资金是免费使用吗？”各大银行家小声地议论着。

他们对这个决定感觉很复杂：他们太需要钱了，但拿人手短，使用政府的资金必然会受到政府的管制，因此，他们很关心使用资金后所受到的约束和限制。他们都在焦急地等着鲍尔森的解释。

“这对你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好买卖。”鲍尔森敲打着桌子说，“你们只须支付5%的年度派息。”

财政部发给每位银行家一份购股意向单。会议在四点结束，到下午六点半时，这些意向单都被交了回来。每个银行都在上面签了同意，任何人都不想放弃获得资金的机会。

250亿美元对花旗而言只是杯水车薪，所起的作用也微乎其微。花旗的股价并没有止跌。

但是政府的救助使潘迪特读懂了一个重要的信号：今日的花旗集团不同于往日的雷曼兄弟，政府对花旗集团不会坐视不管。只要花旗集团出现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政府应该是首选的求助对象。

这就是潘迪特在2008年11月21日上午举办的董事局会议上提出向政府求救的根本原因。

当时的花旗股价自17日起已经狂跌了一周，到了随时都可能破产的地步。

“政府一定会救我们的。”潘迪特这样想。他觉得自己已经读懂了鲍尔森。

8．午夜凶铃

结束了董事局会议，鲁宾就一头扎进自己的办公室里。按照董事局决议，由他来负责向政府发出求救信号。他的手指不停地摆弄着手机，在鲍尔森、伯南克和盖纳三人的号码上不停地切换。

鲍尔森是美国财政部长，是离布什总统最近的人，也许此刻他就在布什的会议室谈话。伯南克是美联储主席，这是同银行业打交道最多的人。伯南克和鲍尔森最近来往频繁，打给鲍尔森就相当于打给了伯南克。眼下盖纳还只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虽然最了解华尔街，但鲁宾觉得他的权力有限。

思考了半天，曾经担任过财政部长的鲁宾还是决定把第一个电话打给鲍尔森。以他对财政部长这个职位的理解和对金融于美国财政影响的认知，他相信他和鲍尔森能轻易完成沟通，并会获得鲍尔森的重视。他和鲍尔森两人在出任财政部长之前都曾担任过高盛的董事长，这也许会带来难得的人情。

电话响起时，鲍尔森正和伯南克在一起。他们一起向布什总统汇报完当前金融形势和次贷风险之后，在鲍尔森的邀请下，伯南克来到鲍尔森的办公室里共同商议经济救助计划。

“部长先生，花旗集团现在遇到了大麻烦，您是准备施予援手，还是冷眼旁观？”鲁宾急切地说。

“我知道。”鲍尔森每天都在关注华尔街的股市。花旗股价一路下跌，他知道花旗坐在了火山上。

“您有什么救助计划吗？”鲁宾的口气依然很焦急，“我们随时听候您的召唤，一起来商议办法。”

“让我先想想。”鲍尔森不紧不慢地说。

是否救助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他还需要听听别人的意见，尤其是布什总统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