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资本的狂欢02
4.只会吃屎的世界银行
随着美元越来越多地流进阿拉伯国家,许多人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出来说话。
这是个正常要求。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挂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旗号,就应该为当前的货币形势和银行形势作些贡献。哪怕没有实质性的工作,也要出来做做样子。
精明的瑞斯顿早就看到了这一点。石油禁运事件爆发后不久,他就预见到:武力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当武力失效时,这些政客们首先想到的方法就是让代表着经济方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出来管理一下混乱的秩序。不管这招有没有用,但他们只能求助于这两个机构,别无选择。
如果一旦有人开始要求这两个机构出来组织经济秩序,他们也没有办法推辞。无论是机构名称上,还是给予大家留下的一贯印象,他们都必须站出来为美元的流动吆喝上两嗓子。如果仅仅是出来走走形式,瑞斯顿并没有需要担心的地方。但就怕这两家组织不仅仅是为了形势,而是要不知天高地厚地承担起促使美元回流的任务。如果他们真的承担起这个使命来,就意味着花旗银行将失去操作机会。你想啊:如果阿拉伯国家的资金被这两家机构拿去投资到发展中国家,花旗银行哪里还有机会可言。
绝对不能允许这个情况出现!瑞斯顿暗下决心。但他能够做的工作并不多。花旗银行作为一家商业银行,无论是和国际货币资金组织还是世界银行,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多。世界范围内商业银行多如牛毛,尽管花旗银行一家独大,这两家象征着官方的组织对花旗银行并不是很感冒。他们只是对政要感冒,政府部门才属于他们的圈子。而瑞斯顿一向认为花旗银行并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求他们,所以也素来不主动示好或者表达尊敬。在当前形势下,瑞斯顿唯一能做的就是要大力呼吁自由经济。
呼吁自由经济的言外之意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最好不要对目前的局势插手,这只是自由经济市场发生的正常事件,这件事完全可以通过自由经济的市场手段来自我解决。
瑞斯顿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这种呼吁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会激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反感:你一个商业银行的小商人,凭什么来阻止我们管理世界经济秩序。瑞斯顿担心这一点。
花旗银行副总裁克斯坦佐的同胞兄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担任要职。瑞斯顿找到克斯坦佐说出了他的担心。克斯坦佐微笑地看着瑞斯顿:如果一头牛压根就拉不动犁铧,你还担心它能超过拖拉机吗?
这哥们真会说话。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比作处于原始状态的耕牛,而把花旗银行比作象征现代化的拖拉机,作为花旗银行的老大,瑞斯顿立即眉开眼笑。他扔给克斯坦佐一根珍贵的雪茄。
克斯坦佐的一句话提醒了瑞斯顿:对,如果我能摸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操作能力,也许我就能清楚是否该为花旗银行担心。如果他们不具备实操的能力,我岂不是瞎担心吗?
瑞斯顿派出代表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合作谈判。
理由相当冠冕堂皇:当前的形势令人十分担心,作为商业银行的我们应该积极地团结到你们的周围,为促进世界经济形势尤其是促进美元回流作出应有的贡献,云云。
瑞斯顿特意安排代表要在这两家组织的代表面前保持足够的低调和谦卑。人在低处最安全,也能够较为容易看清高处的形势。况且他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了一个很正当的要求:我们对发展中国家并不了解,希望你们能够提供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数据,以便我们决策时参考。
这是瑞斯顿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下的一个套:如果他们能够提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数据,这恰好能被花旗银行在对拉美和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分析时用得上;如果他们不能提供数据或者提供的数据毫无价值,那就充分说明了他们对发展中国家也并不了解,从而间接说明了他们不具备承担美元回流重任的能力。即便是他们采取促进美元回流的举动,那也绝对是掩人耳目、充充样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花旗银行的要求感到头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贯感兴趣是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向来只是粗暴地批评。这等同于一个粗心的家长,他向来只关心已经成为富翁的大儿子的生意,对一事无成小儿子,通常只是见一次骂一次,而当别人问及小儿子的信息时却毫无所知。
况且,由于受到的只是批评和痛骂,并没有获得经济上的实质性帮助,发展中国家就像小儿子一样充满叛逆,他们不仅不会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何条约和制度,而且也不会主动汇报本国的经济运行情况。偶尔的汇报,也只是说些好听的数据。但这些数据并不能真实反映该国的经济状况。
为了不使自己在花旗银行面前出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好采用最保守、看起来最明智的方法:拒绝向花旗银行提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数据。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作为一个国际性组织,不应该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隐私提供给一家商业银行。听到这个消息,瑞斯顿很开心。他的担心去掉了一大半。
世界银行倒是看上去很愿意和花旗银行合作。在花旗银行提出要求后,就积极准备。但是工作效率实在太低了,无论花旗银行怎么催促,他们的工作都无法取得有效进展。这让瑞斯顿建立起一种非常有预见性的判断:即便是世界银行的领导者有兴趣来承担促使美元回流的任务,这个机构的效率也不足以支撑他们完成任务。任何任务和职责在他们手里,都会因为运行缓慢而胎死腹中。
世界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能源建设、公路修建等。这些建设不同于修建工厂或者投资一个产业,往往需要很长的周期,一个能源建设项目可以建设二十年,投资到这些项目上的资金意味着要等到二十年后才开始收益。阿拉伯富豪没有这么长的耐心,何况还有烦琐的手续。
瑞斯顿的心完全放到了肚子里,他的担心被吹到九霄云外。
在石油禁运事件爆发后的次年,也就是在197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安抚大众的呼吁,成立了石油特别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这个机构注入了几十亿资金。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个机构名义上是为那些需要进口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帮助,而实际上使用该机构资金最多的国家却是英国和意大利。世界银行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机构。但任何人从来都没看到过这个机构做过一件实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双重缺位,瑞斯顿决心一定要抓住这种难得的机会。
将利润当作第一天条,各种操作方法就有了核心。对内,瑞斯顿要求一切部门都要为实现利润服务,并且在保证利润的前提下,任何规则和制度都可以调整和修改。这种开放式管理思想为普特南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表演舞台。对外,瑞斯顿要求花旗银行睁大眼睛:看清巨额利润背后的风险。
即便在没有出现石油禁运事件之前,有些发展中国家依然是缺钱的。所以对花旗银行来说,只要能够吸收到资金,资金的用途不用发愁,总是有若干个项目在等着。这些项目本身没有风险,在发放资金之前,精明的花旗银行人总是能清楚地计算出预期利润,并制定出完全利于花旗银行的条款。
但是这些国家是有风险的。花旗银行合作的对象是政府,如果政府出现了意外,比如倒台或经济大衰退,这些投资有可能成为坏账。花旗银行曾在古巴有过被国有化和陷入投资泥潭的沉痛教训。
花旗银行必须建立起一套科学的针对国家主权风险的防范机制。瑞斯顿这样想。
但是该如何建立呢?瑞斯顿找来克斯坦佐一起商议。当前银行界尚没有先例,唯一有过类似经验的只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瑞斯顿说:他们修建了马厩,就是没有马。他是在嘲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和发展中国家建立实质性联系,即便有这样一套很先进的系统,也成为了摆设。
克斯坦佐接过瑞斯顿的话说:我们有足够多的马,所以应该将他们那修建马厩的人请过来。
克斯坦佐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了解要比瑞斯顿多很多,他知道这个组织里有一个修建马厩的好手: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是一位经济学博士,是一个狂傲的风险防范主义者,不仅自称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风险防范之父,还宣称在他的眼皮底下从来不会使任何一个国家的风险被漏掉。
克斯坦佐向瑞斯顿推荐弗里德曼。瑞斯顿说:立即将这个人挖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