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奇中文网

第二十章 文字文案无出其右（第2页）

8月，经由上海，回浙江慈溪探家。其间为宪法起草事，访问黄郛于莫干山中。

该年年底，蒋介石在国代会所作有名的报告，就由布雷先生起草，传承至今的名句有：“和平未至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张恨水先生在《重庆新民报》持续七年的抗战随笔时评专栏“最后关头”，即典出于此。大会宣言也是由戴季陶写提纲，布雷连缀成文，修改三次，费时二十余个小时。

1936年侍从室在南京中央军校内拨得固定办公地址。陈布雷仍为二处主任，每天都要固定办公六七个小时，这时他对第五组的秘书颇有意见，乃因各个秘书不明职务性质，常思越位言事，或请调查某些机关状况，或据坊间传闻攻讦主管人员，或乱上条陈，陈布雷公开给他们说过多次，仍然积习难改。此事使他烦闷不安。

西安事变前他从洛阳回南京，未跟蒋介石到西安。原因是蒋介石对他说：“西北天寒，有病之躯不宜同行……如有必要，当电召西来，否则在京相候可也。”

不久西安事变发生，南京一时间风传甚多。各要员乃群集何应钦家中商议。从此半个月中，陈布雷处于彷徨焦虑、繁忙痛苦的难言状态，精神上可说是六神无主。同去的幕僚人员情形危殆，萧赞育作为幕僚随之前往，他说那次一同去的秘书人员，还有毛庆祥、汪日章、葛武棨等，萧乃华则死在事变之中。事后据当时目击者萧自诚说，叛军叫门，持枪突入，气势汹汹，萧乃华匆忙中拿枪在手，准备对抗，卒被射杀。

他在这焦虑的状态中，仍然肩起核心幕僚的重任，和他人联名劝诫张学良；代黄埔军人草拟警告电，协助宣传部策动全国舆论围攻张学良；安慰宋美龄等。蒋介石获释后，他到机场迎接，蒋介石给他一个草稿，他仅用两个多小时即撰成，即有名的《对张、杨之训词》。这段时间他在侍从室办公时间，则从清晨延长至深夜。

抗战军兴，1938年年底，蒋介石到广西设置桂林行营，布雷随之。闲暇时蒋介石找他谈论。其中，蒋介石对日本的大东亚共同体及连环互助论尤其深恶痛绝，说是此种桎梏，将断送民族命运于永久，比军事占领还要可怕，万不可中其奸计，因此也要作精神斗争。向陈布雷口授四五次，命其记录要点，准备撰一长文。12月26日，陈布雷以一天的时间，为蒋介石撰成《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之讲演词。张季鸾说此文为抗战期间第一篇有力之文字，两天后正式播发。1939年春，他常住重庆，还是为蒋撰写文字。他平生为蒋介石作文，以这个时段最多、最为集中。《行的道理》《政治的道理》《三民主义之体系与实施程序》等文，都在此时写成。他自谓精神尚佳，动笔很觉顺畅。

辩证看待幕僚作业

据杨树标《名岂文章著》统计，抗战期间，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文章共有657篇，包括演讲403篇、书告82篇、文录9篇、别录115篇、谈话46篇等。其中大半都是陈布雷亲笔撰述，文章主题均包含抗日锋芒。大致涉及的方面有：全国军民牺牲奋斗，已使民族地位日益提高，最后胜利日益接近；我国抗战，目的一天不达，抗战一天不停；全国军民对于抗战皆有应尽之责，必须紧守岗位，贡献力量；全国军民要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气概，以血肉的代价，来换取永久真正的和平。

在他精神佳好的状态下，一般文章，真可说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这样的时候，所作文章，文气充沛，通体不懈，仿佛象征抗战之光明前途。一旦精神压力增大，或失眠，或头疼，则往往文气不接，这样修改的时间就大为增加。譬如有名的《告空军将士书》，因脑力不济，前后费时16小时乃得完成。这是在1937年8月上旬，在上旬同一时段要完成的作品达六七件。

布雷先生做人低调超乎寻常，而其内心，对于文章之道，则颇为自负。《大公报》在张季鸾去世后，由王芸生主笔政。王氏为人为文俱躁进张狂，言论偏颇一泄如注，布雷先生见此大为叹息，一次忍不住对报界的同仁胡健中说，“我如果年轻10岁，我就再下海做新闻记者，和他们周旋，也不应该让他们这般人如此猖獗！”他讲了一句历史上的话，好像是晋朝王敦说的：世无英雄，遂令竖子成名！”（胡健中《我与布雷先生的交往》）

他对自己的文章极为自负，当时蒋介石的文告十九皆出其手，蒋介石有时把他的文章改动几处，他觉得改得很好，但有一次中枢的一位侍从秘书竟擅自改动了他的文章，他一连失眠了好几夜，很不平地对胡健中说：“你看，某人现在都可以替我改文章了！”

陈布雷是文化、新闻总指导，宣传方面负全责。报界、中央社也得受他的指导。

曹聚仁说，吴稚晖、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陈布雷、潘公展、程沧波等人，都是以新闻事业为敲门砖，进入政治圈中去的，到了官场，就阿附权势以取容了。

这个判断，似是而非。其实这些人大半主业为革命，新闻事业反而是工具和手段，或曰得心应手的利器。

北伐期间，风头最健的媒体，是他从业的《商报》。从此受知于蒋，邀到南昌参与戎幕。一如汪康年为张之洞幕僚，主要是文幕。近日坊间青年，或者无根游谈，将其定位于军机大臣，乃是见风是雨的夸张猜度。

他的幕僚作业更多的成分，是文学侍从之臣。他负责起草文稿和文告，当中就会有次一级的政策拟订。内容虽授意于蒋，但也渗入个人意见，虽不全是言听计从，但也多有采纳。

《西安半月记》乃是陈布雷代蒋介石就西安事变所作的总结。其间也有对南昌行营以来的局势，他的作为所作梳理、辨析。他在另一篇宣言中说：“幸赖主义之照临、同志之用命，曾不数月，湘、鄂、赣、闽全告复，此非中正所敢贪天之功，实中央执委会付托之专，用能集中号令，团结内部，不虞牵制，以克奏斯绩也。何图……奉鲍罗廷之发纵指示，造作种种蜚语，提出军阀、独裁等口号，冀直接打倒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而本党本军之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竟被所惑，遂以为中正有企图军阀及个人独裁之倾向。”大概算得是一种背景的说明。

王芸生《一个可悲的新闻记者》尝以为，陈布雷早年曾任上海《商报》的主笔，写得一手漂亮文章，他觉得陈布雷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但又是一个可悲的新闻记者，“蒋的头巾气，不能不说是出于陈布雷之力。四大家族的生活意识中何尝有什么礼义廉耻？标榜四维八德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宋元学案的摆设，都是受了陈布雷的影响。”（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第23期）

王氏此说不当，盖本末倒置。蒋介石在赏识陈布雷之前，已经具备相当的传统文化修养，正因如此，他才因欣赏而看中陈布雷。1927年9月中旬在杭州，陈布雷和他的大哥陈屺怀拜会蒋介石于烟霞洞，蒋介石当张静江面称其文婉曲显豁、善于达意。

他不希望政府官僚化，而期盼清明健全的组织。他看到那些所谓要人之颟顸误国，悲愤不已。对于局势的变异，他看得清是非，但没有勇气力争力谏，这是他矛盾痛苦的根源。

他的自杀，乃是幕僚作业最沉重伤怀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