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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星海之牛车阔斧（第4页）

唐星海上任后，几乎将庆丰以往的规章制度全部推倒重来。他按照美国的现代管理学说，制订了非常细密的管理规定，包括餐厅规则、打卡制度等、并且以身作则，严格执行，毫不马虎。

一次，唐星海到车间巡视，发现一个新来的技术员正背着手闲逛。唐星海以前没见过他。“你是干什么的？”“保全保养。”“把手伸出来。”

这个技术员不情愿地伸出双手，那是一双雪白的手掌，没有一点油污。唐星海顿时不高兴了，他拉下脸，厉声斥责道：“保全保养要跟进检查，跟进就难免不时触摸机器，以便发现障碍；否则，等到宕机，不但会毁损机器，而且会影响进度，这些你难道不知道吗？”

“知道。”“知道？！看看你那双手，像是常摸机器的吗？你这个样子，称职吗？”

在唐星海的艰苦努力下，庆丰纱厂在无锡商界率先实现了现代企业管理。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到1932年，双鱼牌被公认为无锡的标准纱，各厂的纱价都看着“双鱼”而起落。

1933年，唐星海新建庆丰二厂。次年，庆丰系统已拥有纱锭62200枚，线锭41200枚，布机720台及全套漂染设备。

夹缝

“不问政治不做官。”

这条父训唐星海牢记在心。可他不能不关心时局的重大变化，因为大的政治，特别是战争，直接关系着企业的存亡。因此，他不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一台收音机，随时随地收听新闻。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正在欧洲考察的唐新海非常担心国内局势，很快就接到了催他归国的电报。在回国的飞机上，他忧心如焚。此时，庆丰的总部已搬到上海。城外炮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庆丰纱厂的董事们也越来越慌。

主心骨终于回来了！

唐星海刚下飞机，董事们便迫不及待地上门询问应急对策。危急时刻，还是唐星海有主张。在董事会上，唐星海建议：“第一，手头现金立刻换汇，以便将来复兴时添置机件。第二，迅速处理存货，所有产品能销的销掉，来不及销的藏起来。第三，抓紧拆机装箱，从速运往内地。”与会董事基本都同意唐老板的主意。

会刚开完，长江已遭封锁，沪宁铁路线也断了火车。战火纷飞，爱妻温金美不想让唐星海单身外出，只好夫妻一起乘公司的小汽车回了无锡。下车后，唐星海立即宣布停产转移，职员可停薪留职外出避难，工人疏散到农村。他向工人们保证说：“只要抗战胜利，庆丰能恢复生产，我是绝不会忘记大家的！”之后，庆丰职工日夜加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共拆卸纱锭6120枚。

国破如此，厂岂能全！无锡沦陷后，庆丰纱厂也被日军飞机炸了个稀烂。得知消息，唐星海非常痛心，但也没有办没法。不久，厂子就被日本军方霸占，交给日资纱厂经营管理。

战火仍在蔓延，但唐星海继续办厂的痴心不改。经他提议，庆丰董事会决定：假借外籍人士的名义，在上海租界筹建新厂，并定名为“保丰”——“保丰”保丰，可保“庆丰”，体现了他们对庆丰老厂的拳拳深情。

1938年8月，保丰正式筹建。1939年4月开机，9月全部投入运转，日产棉布800尺、棉纱35件、漂染布2000尺。

第二个纱厂总算办起来了。此时，庆丰老厂虽经拆运与炸毁丢弃大部，却仍有约三分之一的残存部分。日商大康公司接管后，看到满目疮痍，恢复困难，便欲诱迫唐星海上钩，写信约唐星海“合办营动”。

信中写道：“敝厂有流动资金出资营运，”“修理费用应由贵厂负担，”“进益则由双方均分。”

这事太大了，一则关系庆丰生死，而且耗资甚巨，需两三百万；二则关系个人声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与敌伪合作办厂，那可要背汉奸罪名的，万万行不得！

主意虽定，但星海还是召开董事会集体讨论，万一有闪失，也免得自己一个人背黑锅。大家讨论的结果，决定“暂缓讨论”，并据此回复日商。唐星海不肯上当，工人又“磨洋工”，日商见无利可图，索性将庆丰交给了汪伪政权。

亡国奴的日子，不是人过的。在沦陷区开厂子，就更不是人干的活。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偷袭屡屡得手的日军，被胜利冲昏头脑，再也不把英美等国放在眼里。1942年初夏，日军竟然冲进上海各国租界，军管了几乎所有中国企业，保丰也未幸免。

这件事对唐星海的打击比庆丰被炸还要大。如果保丰这只船也沉没了，那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没办法，他联合租界多家纱厂老板，集体联名向日军要求发还。幸运的是，经过多方活动，纱厂终于从日军手中要回。

一声令下，整个华东的纺织业老板个个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纷纷来电要求苏浙皖三省纺织同业理事会出面与敌伪周旋。这个苦差事又落到了唐星海身上，谁让他是这个理事会的副会长呢？

唐星海和申新九厂的厂长胡坤生还有永安公司的经理郭棣活商量良久，最后想出个“苦肉计”。

日军也是需要用纱用布的，我们可以告诉日方，愿意为他们加工一批军用纱布。如果他们答应了，我们就慢慢做，慢慢交，一天天拖下去，能拖多长就拖多长！

这个主意一说完，大家就叫好道：“好呀，这个主意好得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日本人果然中计，命令苏浙皖三省纺织同业理事会，完成45000锭棉纱、145000匹布的代纺代织任务，最后确定由33个厂来执行。就这样，中国33个纺织厂被保护了下来。

萧墙

抗战八年，唐星海过的是夹缝中生存的日子。

跟日本人软磨硬抗，还不是最难过的；最难受的是兄弟阋墙，亲痛仇快。事实上，唐星海与弟弟唐晔如的矛盾，早在1936年年底父亲去世时就已埋下种子。

1936年12月9日，唐保谦在无锡严家桥老家溘然长逝。临终前，老爷子先召集家人，切嘱办好庆丰；后摒开家人，单召五弟申伯、六弟纪云来榻前托孤：“星海刚愎自用，心胸狭窄；晔如年幼，经验不足，非其敌手，我终不放心，我身后，两弟要多加照顾晔如！”

究竟该怎样看待唐星海的品性呢？为什么老父临死时那般评价自己的儿子？

毋庸讳言，唐星海的性格是刚烈的，甚至可以说：个子高，脾气大；心肠硬，手段狠；说起话来，往往不留情面；做起事来，更是雷厉风行。这样的人，放在美国社会，人家觉得你很阳光、讲效率、遵守游戏规则；但在小农思想普遍的中国社会，那就显得很另类、不和谐、不友好。

客观地说，农民出身的唐保谦，虽然早就进城经商，创下偌大家业，但内心深处，他其实还是一个农民。因此，其为人处世，当然还是按老眼光来评判一个人、一件事。而唐星海，虽然身上留着无锡唐氏的血液，但因为从小就接受美式教育，青年时代更是在美国待过多年，归国后很快就独掌一方，并把工作和生活重心转移到上海这个西化最严重的城市，因此，其一言一行，早就西化，不仅是西装革履的外部做派，而且骨子里已经成为一个外国人。这一点，有点与宋美龄类似。

这样想来，唐保谦看不惯甚至误解唐星海，就是一件很顺理成章的事。谁料这种看法，日长月久，竟然变成顽固的偏见，直至产生严重的不信任，这才有了他公开遗嘱私下托孤的行为。唐保谦不是不知道，从感情上来说，几位叔叔似乎都不太喜欢行为洋派、做事不留情面的二侄子，相反，对一向比较温顺的三侄子，大家倒是疼爱居多。现在让本来对老二就有偏见的叔叔们来主持公道，当然无法保证一碗水端平。

1937年8月，无锡大撤退后，唐星海便嘱咐妻子温金美将所有的手头“法币”以及不断从外地汇来的销售款一律兑成外汇，甚至九丰与庆丰的个人存款也均兑换了，并被他据为己有。因此，引起很多股东特别是六叔唐纪云、弟弟唐晔如的严重不满。

1940年4月5日，由唐晔如出头召集，在保丰厂内召开“紧急董事会”，时间定为下午两点。这次由唐老三发起的会议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声讨”老二唐星海。

唐晔如及其支持者早早来到了会场。两点四十分，蔡缄三之子、唐保谦之婿蔡漱岑来后，唐老三便迫不及待地宣布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