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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之状元下海（第4页）

1903年，外纱倾销，上海各纱厂受挫，而大生不仅获利，而且继续扩张，添了2万多纱锭。之后，大生继续迅猛发展，光是1905年这一年就赚回了半个厂。

大生纱厂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原因很多，但主要有这么几条：一是地利。南通地处长江北岸，夹在长江与大海之间，三面环水，类似半岛，战火一般不会波及。此外，当地气候、土壤非常适合棉花生长，向来有“种棉卖钱，胜过种稻贩盐”的说法。二是人和。南通当地熟练工人多，寻常农家的女孩多是天足，十一二岁就会纺纱，“上工能远行，做工能九立”。而且，当地工资要比上海等地低得多，成人熟手每天工资最多1角，而全国工人日均工资1。5角至2角。三是天时。这里的天时，主要有两点：一是舆论好，二是机会好。张謇以状元办实业，主张关税自主，实业救国，当时的《申报》《时报》以及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等经常报道他的消息，称誉他“执东南牛耳”；而声誉日隆的大生纱厂，还赶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无暇东顾，这是中国民族产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那些年，大生纱厂可谓利润滚滚。面对大把金钱，张謇并没有沉醉其中。与一般商人不同，张謇下海的初衷是实业救国。

“营志重于营利。”建厂之初，他就这样向各大股东表白过。他说：“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是使得大多数老百姓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这是儒者应尽的本分。”

南通原本是个偏僻小城，“十字街放个爆竹，全城听得见”。1895年张謇筹办大生之前，城内不过4万人，没有任何工业，只有零星的手工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按部就班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张謇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这一切。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这是张謇的口头禅，也是他实践村落主义、建设新南通的原则。

1899年，大生开机，当地许多男女洗脚上岸，走进工厂。1901年，为了解决大生原料问题，张謇联合当地士绅创办通海垦牧股份公司，许多流民走进海滩，垦牧定居。1902年，大生开机不到3年，他就与沈敬夫等捐资兴建通州师范，许多娃娃从此得以走进课堂。

10年过去了，南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09年，刘厚生应张謇之约出任大生二厂经理。当年秋天，他随张謇来到垦区。以往弥望皆水、浪花飞洒、凫雁成群、獐兔纵横的黄海之滨，已然变成一个阔大无比的棋盘。走近看，每个长方形棋格四面都环绕着小沟渠，沟渠外是纵横交织的道路。

垦牧区不仅人畜两旺，粮棉丰收，还建了多所小学。沿途不断听到童声合唱：“新世界，垦牧乡。新少年，小学生。”这首张謇创作的《垦牧乡小学校歌》，透着理想和朝气。

一路上，张謇与刘厚生围绕垦区未来计划热烈地讨论着。他设想在沿海五县开垦棉田100万亩～200万亩，可供50万人～100万人生活。途中，刘厚生禁不住插了一句：“四先生，你不愧为真正的书呆子，你竟把古时候井田制那套陈词滥调，一件一件地实行起来了。”

这句话让张謇兴奋不已，他边击掌边说：“厚生，厚生，你才是我真正的知音，别人都不了解我呀！这种事，我如不做，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来做啦！”

第二年的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张謇带着刘厚生走进通州师范（简称通师）的校园。荒废多年的千佛寺书声琅琅，成为江淮地区最大的学堂。民间传唱：“淮南只有狼山高，兴学只有狼山早。”

大礼堂正中，悬挂着校训：“艰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告诉刘厚生，这些条幅，都是通师开学时他亲手书写的。在校园，张謇特意领着小刘看了厕所和食堂。他说：“办学堂，要注意这两处地方的清洁。看学堂，也要看这两处是不是清洁。”

张謇在校园各处视察，直到积翠滴露，更深许久，才缓缓离去。

父教育，母实业——这是张謇村落主义的核心。通师是张謇一生最大的心血之一，他曾不止一次说过：“家可毁，师范不可毁。”

为培养多方面人才以振兴实业达救国之目的，张謇还创办了女红传习所、怜工学社等多种教育机构，以适应社会对特殊技艺的需要。辛苦奔忙中，张謇一不小心被温柔撞了一下腰，轻轻地浪漫了一把，传出一段佳话。

这段故事的女主角是苏绣艺术大师沈寿。两人相识于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全国第一届南洋劝业会，当时沈寿36岁。会上，张謇对沈的作品及鉴赏力大加赞赏。会后，张謇5次致信盛邀她来南通。1914年10月，沈寿来到南通就任女工传习所所长。

朝夕相伴，沈寿对张謇的关怀岂能无动于衷？长期卧床养病，沈寿开始慢慢地掉头发，于是她就用自己细柔的长发绣出了张謇的手迹《谦亭》。落发不够用，她就用剪刀剪下自己的头发，以此绣品很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情感。

两人神交的结晶就是《雪宦绣谱》，由沈寿口述，张謇笔录，留下苏绣艺术的绝唱。

南通建设是全方位的。根据张謇自己的总结，大生集团哺育了大量公益机构，包括240多所小学、6所专科学校、1座博物馆、1座图书馆、1个气象台、16家慈善团体等。

张謇在南通的开拓带有强烈的个人奋斗色彩，所谓“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至今南通还有个说法：“一山，一水，一人。”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张謇。

拥袁

自从投身实业后，张謇基本上不太掺和政坛纷争。但随着大生集团实力的壮大，其商业关系逐渐辐射东南乃至全国。此时，张謇即使想躲在南通，做一个现代陶渊明也没有可能了。这正所谓你不惹政治，政治主动找你。

自离京城后，张謇积极参与的第一件重大事件就是东南互保。

1900年夏天，八国联军借剿灭义和团之名攻打北京。到了６月，张謇看到全国的动乱即将爆发，他急忙乘轮船前往江宁，会见两江总督刘坤一，劝其“定计维持江南”。但是6月20日，慈禧太后下旨宣战，调动清军围攻外国使馆，并命令各省督抚广召义民总署战守。太后开口，刘坤一当然害怕，如果违旨自保，弄不好有杀身灭族之祸。

眼看战火就要烧到江南。关键时刻，张謇联合盛宣怀等江浙大资本家，最终说服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大家共同约定，实行“东南互保”，使长江以南半壁江山免于涂炭。此时，东南各省社会安定，张謇的大生纱厂“纱路大畅”，江南各省新开各种新式企业近百家。

1912年，民国初立。在南北对峙的大格局中，各种政治势力开始重新站队。在这场政治拔河中，张謇选择了枭雄袁世凯的北方队，而不是海归总统孙中山的南派。这样的选择，不是一时心血**。

张謇的政治观念的变迁和他的经济事业有着密切的关系。既然选择了实业之路，张謇对政治的考虑也就无一不是从利于实业的角度出发。

辛亥革命前后的张謇，事业局面已经打开，正迎来一战期间的事业高峰。从1901年至1907年，围绕大生纱厂，他先后创办了19家企业，初步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大生资本集团。这样一个教父级的实业家，张謇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发言，不管他愿意不愿意。

作为帝党成员，张謇一直主张君主立宪。在此期间，张謇就瞩目手握重兵的袁世凯，而两人的结识那就更早了，30年前他们就一起扛过枪、跨过江。

壬午事变时，当年陪同吴长庆入朝的，除了张謇，还有比张謇小6岁的袁世凯。张、袁二人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后，一文一武，在朝鲜乱局中开始崭露头角。后来，吴长庆回天津述职时，张謇也一道回国。吴就把庆军在朝鲜的日常事务，全都托给了袁世凯办理。两个月后，袁公开投靠李鸿章，很令吴长庆难堪，吴不久郁郁而终，张、袁二人也因此公开决裂。

30年后，张謇既非当日的幕僚书生，袁世凯亦非当日的武夫。因为立宪、共和，曾经割袍断义的两人，在现实政治面前，开始第二次握手。由此形成北袁南张，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南北互动、呼吁立宪的格局。

1911年（农历辛亥年）5月11日，张謇进京途中路过彰德（安阳）。此时，慈禧已死，袁世凯被迫下野，正蛰居彰德附近的洹水河畔。对这样一只政治潜力股，张謇当然明白其投资价值，但对是否亲自拜访仍有顾虑。大家现在都是有身份的人，毕竟绝交多年，陡然见面，如果冷场，恐怕颜面很难看。在同行人员的劝说下，张謇终下访袁决心，并仔细商讨会晤细节。

这次会面从下午5时一直进行到午夜12点，随行者刘厚生回忆说：“我们同车的人一觉醒来，见张謇登车含笑对我们说‘慰亭（袁世凯，字慰亭）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

数小时的“道故论时”，内容应当极为广泛，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想必是最重要的内容。这次见面，张感觉袁的见识非同一般，远在碌碌诸公之上；袁对张关注的导淮事业给予高度评价，并以人民利益相标榜，获得张謇极大好感。临别时，袁表示，如有出山之日，定当遵从民意，希望张謇给予多方合作。

对这次会晤，张謇抵京后意犹未尽，致函袁世凯称：“30年别离，世事沧桑，一夜畅谈，慨系横生。”洹上会谈，使袁张多年的芥蒂进一步消弭，为日后张謇拥袁做了极重要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