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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应彪之拓荒射日（第3页）

当时的商铺通常都设置在一楼，大多数商店里都没有专为顾客设置的柜台、货架，货物直接堆在店门口和仓库里，但先施公司为方便顾客及时看货，首创以建筑物上层做货场。买卖货银两讫之后，再发收据，也是先施所创。这些做法现在虽已习以为常，但在一百年前，却是让人惊奇不已的举动。

先施勇于创新的精神，一直延续到此后数十年的经营当中。正是这些创新，开创了中国商业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为中国百货业留下了百年规范。

20世纪30年代，先施公司首次举行时装表演。由于一般妇女不愿意抛头露面，为了找模特儿，马应彪派人找来塘西红牌阿姑充当模特儿，以英国花布制造女装短衫裤，盛极一时，开香港时装界先河。

当时由于商品种类较少，顾客的选择余地不大，先施首次引入“环球百货”的概念，搜求各国货物。每个月，他都会派员工去欧洲等地，采购最新上市的时尚服饰与食品，用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顾客。在这里，有钱人能买到与世界潮流同步的各种商品，而普通市民一样能从先施购得自己心仪的商品。先施还设立了“一元商品”专柜，把那些残次和积压商品搭配成价值一元的商品包，任由顾客选购，甚至专门设了一间“一元商品”商店。

为了招揽顾客，先施还大量印售“通天礼券”，顾客可以凭礼券采购商品。所谓“通天”，是指礼券可在各地先施百货公司使用。为吸引回头客，取得综合效益，先施首创商场吃喝玩乐“一站式”营销模式。广州的先施粤行旁边建有东亚大酒店，有电梯代步，附设酒吧、餐厅、桌球室。

有这么多创新服务，真是想不招人都难。连小马也没想到，新公司开业不久，就吸引了大批客人。一看先施这成功的架势，许多商人纷纷跟进，不经意间，德辅道竟然成为新的商业旺区。

马应彪不仅在商业服务上大胆创新，在内部管理特别是人力资源上，也动了不少脑筋，舍得下大本钱。

先施的女孩靓丽，小伙子精神焕发。

1907年，德辅道新店开业后，先施特意安排一批小伙子做招待员，让他们站在楼下前、后、侧门，彬彬有礼地迎送顾客。这些男招待衣冠齐整，笑容可掬，顾客对此颇有好感。

好景不长。一天，马应彪刚上班，就有一对年迈的老外夫妇上门投诉。原来，部分招待员不懂英文，面对这对夫妻的询问，张冠李戴，指错了方向，浪费了他们不少时间。为此，马应彪决定设立一个英语补习班，帮助店员学英语。凡进补习班的店员，每周二、五晚上9点停止营业后上课一小时。

长期的在职培训，使得先施员工的素质比一般商场高，常常成为其他公司“挖墙脚”的对象。养得起，还要留得住；不然，先行者就会成为后来者的培训基地，甚至沦为“先烈”。

有一年年末，马应彪收到文具部一位主管的辞职报告。这是一位老员工，1900年开业时就在先施工作。但因为某种原因，这位中层干部却执意离开老东家。该怎样拴住人心呢？最后，马应彪琢磨出一个“职工持股”的招数。

办法是这样：一个职工如果工作成绩良好而连续3年加薪，第4年便不再加；如果这个职工第4年仍继续进步，就动员他投资500元，成为公司在职股东，享受年终分红。如果筹不足钱，公司可以帮他补足，但本人至少要拿出100元的底数。股票由公司代管，还清借款本利后可以自己持有。反之，如果这个职工因没有加薪而表现消极，则考虑提拔他的副手，略加工资，逐步取代前者。

当时找工作不易，推行“职工持股”，既可以约束老员工，又可以激励新员工，加薪少、绩效大，很快被其他公司模仿。

当时，先施公司员工的福利还是蛮好的：暑天供应清凉饮料，平时享受免费医疗，还有专职洗衣工和理发师定期为员工服务。仁者爱人。马应彪这样做，你可以说他“手腕”高，也可以说他真正把员工当人看。反正，与竞争对手相比，先施员工的流失率低得多。

走“私”

自从1890年在路上结识，马应彪就成为孙中山最为坚定的拥趸。从此，马应彪就过着非同寻常的“双栖”生活：明着他是大商人，是先施百货老板；暗里却是革命党，为孙中山筹款捐物。这在当时“在商言商、莫谈国事”的商人群体中，可谓凤毛麟角。

1904年，同盟会成立时，马应彪担任庶务长，专管起义急用的军需。而这些军需，很多都是马应彪自掏腰包。往往是看到孙中山一张纸条，马应彪就毫不迟疑地从自己公司支出数百元交给来人带走。

从1906到1911年，同盟会多次发动起义，其中许多经费就是通过马应彪的金山庄转到革命者手中。有一次，仅3个月内马应彪就筹集捐款4万多银元，而当时香港一个普通职员的月薪仅3元。孙中山的卫士郑卓德回忆说：“马先生有求必应，自愿交给孙中山先生多少钱，我也记不清楚。总之，马先生捐助的革命经费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不仅帮助筹款，马应彪甚至直接帮助革命党偷运军火。一次，马应彪将一批军火包装成货物，以紧急运货的理由，吩咐霍庆棠赶乘人力车，将这些货物送到三角码头转往内地。当货物托运完毕回到家中后，马应彪才告诉妻子真相，原来托运的是革命党急用的弹药。好在霍庆棠也是孙中山的拥趸，以后凡是此类事，夫妻二人都是“一切尽在不言中”。

辛亥革命成功后，马应彪被委为筹饷委员，为孙中山在香港筹款。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财政极度困难，几乎连薪水都发不出，多亏马氏这样在国内外辛勤奔波的筹饷委员。

1912年年初，广东革命党人接到紧急通知赴南京开会。这些匆匆而来的岭南人，一个个衣衫单薄，哪料到冬天的南京是如此寒冷。当时，马应彪正在上海筹备先施分公司，闻讯后特地派人送去120多件皮大衣。几天后，这群身穿皮大衣的岭南志士，意气风发地去前往明孝陵，在寒流中备感马同志的温暖。

国民政府成立后，马应彪担任广东省都督府庶务长、财政厅总参议，他与省港商界精英一样，期盼着从此过上安稳日子。不料风云骤变，不久即接连发生了袁世凯窃国、宋教仁被刺等一系列事件。革命成功之路如此曲折，这让很多人包括马应彪在内都感到很难接受。

1917年，北洋军阀政府下令通缉孙中山。危急时刻，马应彪再次出任大元帅府庶务长，事必躬亲。但广东局势非常复杂，本地实力派对孙中山阳奉阴违，暗藏祸心。一天，几个军人在大街上截住外出办事的马应彪，威逼他交出若干枪械和钱财。面对抵在胸口的手枪，马应彪毫不畏惧，反而大声呵斥，周围值勤的士兵闻声而至，对方落荒而逃。此事并非偶然，不久，孙中山就因为受到排挤而辞职。

当时，国内政治局势波谲云诡，革命党人内部时常出现内讧，这让马应彪感到非常失望。一年之后，孙中山再任临时大总统，邀请马应彪担任要职，他执意不受，并引用孙氏《物质建设（实业计划）》中的这段话作为遁词：“中国富源之发展，已成为今日世界人类之至大问题，不独为中国之利害而已也。唯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从此，他的心思全部转移到实业上。

民国年间，以前一起革命的战友，不少都在政界飞黄腾达，马应彪对他们却一般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对曾是战友的“南天王”陈济棠，只要触犯自己的为人处世规则，马应彪一样也是不假辞色。

有一次，平日笑口常开的他却冲天大怒，痛斥“南天王”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只因为后者触犯他一向坚守的原则。20世纪30年代，陈济棠在粤主政，他的哥哥陈维周租下广州先施第二街的仓库，用做经商储货。一开始，马应彪觉得那是正常生意，没有在意。一天，一位友人来访，无意中说道：“那个陈维周，明着是禁烟督办，私下里却是鸦片大王，他走私的鸦片就藏在你们公司广州二街的仓库里。”

闻听此言，马应彪拍案而起，勃然大怒道：“我们的仓库，竟然成了鸦片藏掖的黑窝，这还得了！”客人一走，他立即给广州先施负责人去电：“限令陈维周即日退租，否则，宁可卖掉第二街仓库，也不许收这种不义之财！”

为此，陈维周怀恨在心，借弟弟的势力大加报复，借插赃日货，强罚广州先施20万元，甚至想吞掉这家民营公司。但马应彪始终不悔，他这种疾恶如仇的个性终生未改。

入沪

南北议和后，袁世凯在北京有滋有味地做起民国大总统，离开政治中心的孙中山一时无事可做，便借住上海的哈同花园，琢磨起“建国大纲”。为此，他积极推动华侨资本回国，发展民族工商业。

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粤商特别是香山帮开始大举北上，而马应彪堪称其中的急先锋。当然，作为一个资深商人，马应彪不是简单地头脑发热，听人一忽悠就盲目投资。决定在上海设立先施百货分公司，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并实地考察后才下定决心的。

20世纪初，上海已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抢占上海市场就等于占据全国商业的“制高点”。除非满足于偏安一隅，否则，先施百货迟早都要进军上海。当时的上海，被人称为“外国冒险家的乐园”。当地四大百货公司，分别是惠罗、福利、泰兴、汇司，全都是英资外货。要与它们抗衡，创建本地第一家华人百货，要冒很大风险。

马应彪天生就是个冒险家，他考虑的不是是否北上，而是北上后能否打得赢。而决定一家大型商场成败的第一要素，就是所在的位置。位置、位置，还是位置。如何选址，成为先施北上的头等大事。

1914年8月的一天上午，上海南京路上驶来了一辆高级轿车，车上坐着的正是马应彪。前些日子，他已经派人来沪实地考察了两次，但还是不放心，决定亲自走一走看一看。

宽不过十几米，长不过两公里，但当时的南京路已是商铺云集，成为商家必争之地。一首当年的儿歌这样唱道：“北京的篷尘伦敦的雾，南京路上红木铺马路。”

从车上下来，艳阳高照，马应彪目光中隐约透射出一种焦灼。一战刚刚开打，欧洲列强忙着死掐，正是中国人大力发展自己工商业的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能不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