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奇中文网

第二章 关上家门做皇帝的紫禁城生活002（第3页）

在夏天大雨过后，我还有时带领着太监把院中各个沟眼全部堵死，并和他们轮流地用水龙带抽出井水，使院中积水达到半尺以上，我则穿上皮靴在院中蹚水为乐。

我在十二三岁时的日常生活，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固然是在当时的宫中，有四位太妃做我的母亲，可是真正的家庭温暖滋味，我却一点也没有尝受到。尽管每天我都要到四位太妃处去问安，但是在我们母子见面以后，身边的空气却总是冷冰冰的、空虚的和寂寞的。我耳中所能听到的，也只限于半固定性的什么“皇帝歇得好”（即睡得好）和“皇帝进得香”（即吃得好）以及“今天冷应当多穿点衣服”之类的寒暄语。至于我呢，则除了“嘛嘛，是是”，也只有问一问“皇额娘歇得好”和“皇额娘进得香”而已。除去这样的谈话材料之外，也实在找不出什么可谈的话题来。过了这样枯窘无味的几分钟之后，照例便会听到“皇帝玩去吧”的吩咐。于是我便告别了“慈母”而又回到自己说了算的小天地里来，也就是说回到自己所率领的那群太监堆中去。不但我如此，就是我那四位母亲又何尝不如是呢？还不都是各自带领着自己的一群太监宫女各自过着独立自足的生活！同在一个桌子上吃顿饭，是除了逢年过节和办正寿很难碰到的“家庭盛事”。

这就是宫中的所谓家庭生活，也就是我在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所以我从幼时起，就习于毫无纪律的放纵生活，所以我从幼时起就成为一个“小朝廷”内的“暴君”，所以我从幼时起就被培养扶植成为一个骄奢**逸、狂妄无知的加料大寄生者。还不是这个家庭这种制度给带来的。

前些日子，我看到了《李时珍》的影片。看到李时珍给一个王爷的儿子治病时，那位“王爵的世子殿下”虽然不过是一个十岁上下的孩子，却也居然旁若无人地坐在摆满山珍海味的食桌前面，许许多多的男仆女婢都争先恐后地在侍奉着他的情形，我愈看愈觉得和我小时候的情形差不多。总之，不管是明代王爷的府中也好，或是清朝皇帝的宫中也好，也不管他们之间的规模大小如何，反正是那种骄傲自大、徒食自享、颐指气使、愚昧狂妄的情形，就如同天下的乌鸦一般黑一个样，都说明该阶级的丑恶本质。我还在《宋景诗》的伟大历史影片中，看到了同治和东西两太后坐朝听政的一个场面，更是使我对于自己的过去，有了进一步的深刻认识。真觉得那种场面，等于儿戏，也是一场噩梦。同时也深自庆幸自己能够赶上了新中国的新时代而感到骄傲。

在我结婚以后一直到一九二四年，我十九岁为止的宫中生活，虽然在其本质上和我童年时代并无什么差别可言，在其外形上则是更染上了一些光怪陆离的新颜色，也可以说是随着年岁的增长，所沾染上的毒素也就与日俱增起来。本来么，在那种腐败愚昧的家庭环境中，是只有每况愈下，断不会有什么好转或是醒悟之可能的。

例如，当我把那些惯于欺上压下、逢迎谄媚的太监去掉之后，代替太监的却又是一帮普通的“男仆”，在我的**威之下被逼着来给我当奴才，所差的，仅仅是他们不是太监而已。

当然，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的心情是会有些改变。例如，我这时已对搭小房间和玩枪弄棒不感兴趣了，那时认为有兴趣的则是购买乐器、组织乐队和率领着这些仆从练习脚踏车和上房爬墙之类的“新消遣方法”。特别是对于脚踏车最为爱好。曾把当时在北京骑车有名的李学勤（小李三）邀入宫中，并求他加以指导，甚至为了使自行车可以在宫中畅行无阻，竟致把很多门槛都用锯锯掉。后来还在宫中的“东长街”附近，练习过开汽车哩！

还有时通过我那英文教师庄士敦，把英国美国公使馆的军乐队招到宫里去有三四次，每次都是使他们在院中吹奏。每次演完之后，便在院中拿酒肉点心之类慰劳他们。我虽不亲自出席招待，但也颇以此为乐。

庄士敦也曾把英国司令官带到宫里来参观并访问我，也曾把印度的诗人泰戈尔和当时被称为“诗圣”的徐志摩等带来见我。此外，如上海的犹太人大资本家哈同夫妇等，也曾在端康太妃的招待（因为哈同和端康太妃母家有来往）下和我见过面。曾给西太后画过像的美国老姑娘柯尔也到我这里来过好几次。

从上记的零星片段中，也可以看出在我当时的生活中，已渐渐有了一些变化。那就是在我那满脑袋的封建专制思想意识里，已经渐渐添入了一些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分了。

这时，我已渐渐对那种宫廷小圈子生活感到厌倦，总想看一看“紫禁城”外的新鲜景色。但由于陈规旧矩处处拘束着我，有一次我的老师陈宝琛病了，我便以正正堂堂地探问师病为理由，尝到坐汽车走大街的快乐滋味。于是我就一步一步地试探着扩大访问的范围，如探望我的父亲以及我的叔父等，最后则是把范围扩大到游颐和园和玉泉山了。当然我每次出门，都得编成一列几十辆的小汽车队，并且每一次的开支也是大得惊人。但是我不去管它，目的不是开开眼界么，达到了这种愿望，便心满意足了。最滑稽的是有一次我赴颐和园时，曾命司机把汽车加速开驶，在我屡次催促之下，竟达到每小时60—70公里的速度。这时可把随我出游的“内务府大臣”绍英老先生给吓坏了，据说吓得他在车中紧闭双目，双手合十，高声大念“南无阿弥陀佛”不止。

（3）我的“疑病”和“治病”

在宫中时，因为我身边既有很多古代医书，又有许多大夫和专供我用的现成药房，所以我就不知不觉地对“治病”这件事，感到有兴趣。对于那些艰涩难通的古医书之类，我只不过是在无事之时不求甚解地去阅览它，倒还没有给我以怎样的影响。后来因为得到了一部通俗易懂的《验方新篇》，不料它却坑害了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自从看到了那些骇人听闻的奇病异症之后，便引起了我想入非非，神经过敏，常疑心自己有病，愈疑心就愈害怕，愈害怕也就愈疑心，总觉得自己身上这里有病那里也不舒服，简直把我折腾得不亦乐乎。例如，有一次我手上长了一个小疮，我便自起矛盾地认为这确是“疔毒”无疑，于是便拿红线把手腕紧紧捆牢，一面就按照书上所载的专治疔毒症的“**饮”或是什么“护心散”之类，把药抓好煎服。也时常无缘无故地找大夫来看。我的汉文老师朱益藩颇通汉医医术，我更是尊他为“儒医”而经常找他给我诊治。有一次我觉得小腹有些痛，便认为这是“受了寒”，便在深夜用电话叫他快来，一方面更叫“内务府大臣”下紧急开“紫禁城门”的命令。像是这样一点小病便采用这种紧急求救的方式，也不止这一次，而是多少次地这样来做，既不论三九严寒，也不管三更半夜，只要是我的“疑心病”一发作，便总是这样迫不及待地去飞调他来。

我的那位朱老夫子，有一次竟给我开了一个“破釜沉舟”的猛方，叫我服用爆竹里的火药，并说这是专治受寒的。我虽然既怕病又衷心敬服我这位老师的高明医道，但是我怕死的心更强于怕病的心，因为我知道火药的厉害，所以这次没敢照方服用，更“福至心灵”地现出了“宁可牺牲别人，也要保全自己”的反动阶级本色来，就命两个太监本着“君药臣尝”的儒家古训精神，先替我尝一尝这火药的滋味。后来这两只“替罪羊”齐声来报告我说：“吃了以后，肚子里难过得很。”因此我也就在“惜命”的前提下，把我那块“疑心病”算是暂时给压下去了。

还有一次，我因为觉得有时候喉咙中有痰，便又害怕自己要得“紧痰绝”，遂赶紧找来“太医院”的大夫给我医治。这位大夫在“望闻问切”的诊断以后，也就毫不客气地给我使用了祛痰剂的王牌猛药“礞石滚痰丸”作为药引，还配合着使用了不少的汉药药材，另外还让我喝竹沥水。就是在这位医生的猛攻猛打的治疗方法下，连续医治了约一个半月。

后来听人说，幸亏我身体平素算是不错，所以才经得起这种猛治，否则非把身体弄坏不可。

像是这样的事情，尚不只我幼时在“清宫”中如此，就是到了天津以后，以及后来在伪满时代的十四年间，我一贯总是在疑心着自己有病和不断地在中西药杂进下，过着“斗病”的生活，至于注射等，还未把它包括在内哩！

总之，在我前半生，凡是所到之处，随时都贮存着不少的中西丸散膏丹之类，差不多用不着赴街上去买，都能自给自足。尤其荒唐的就是有时当我找来大夫看病之后，经常把大夫的处方，任凭自己的主观愿望随意予以增减。甚或有时不问大夫就一面翻着药书一面自行医治，直到伪满垮台为止，我一向都是如此。

七、我母亲为我自杀了

我从三岁起，就离开了我的母亲，一直到了我十一岁，我母亲才被允许一年进宫来看我两三次。虽然每次少则必住上四五天，多则八九天才回去，但是我对她的感情也不过普普通通，并没有对她感到什么特别亲热。因为我们母子二人之间的骨肉情分，早已被那冷如冰的封建专制制度给一刀两断了。即使说尚没到一刀两断程度，也是被这段难以逾越的“君臣关系”铁墙给两下完全隔绝了。我母亲是在一九二一年我十六岁的时候死去的。而她的死，则是与我和端康太妃的争吵有关。

在我十四五岁时，端康太妃由于我追逐时髦，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并打了两个太监每人二百大板。自从发生了这件事之后，她便效仿了西太后对待光绪的老办法，每天派她宫中的六七名太监，轮流地来“服侍”我，其实就是派他们来做监视我的“特务”。我在当时的环境下，当然是敢怒而不敢言的了，我就这样地忍耐了不少的日子。有一天，我真觉得有些按捺不住，便抓一个题目和她派来的太监大闹起来，当然一个当太监的，尽管他有多硬的靠山，在这种情势下，是不能不向我磕头赔罪的了。而太妃呢，也知道我是对她的一种“取瑟而歌”的间接示威，便也知趣地把这个太监叫了回去，不久把那几个“特务太监”也都撤走了。

我想顺便在这里概略叙述一下我这四位母亲的各自的性格。

端康太妃不但是所使用的太监很多都是曾在太后宫里使用过的人，就连她那里的大夫以及厨房里的工作人员，也差不多都是太后所遗留下来的一些基干人员，而她的一举一动，也就在有意无意之中，模仿起西太后、隆裕太后来。因此，在她所住的那个“永和宫”的势力圈子内，是经常飘**着一种和那三位太妃迥然不同的浓厚专制气氛的。

荣惠和庄和两太妃，平日也是很老实和蔼的。不过她们二位都有着不少迷信和忌讳。例如，荣惠太妃最忌讳说“醋”字，在吃饭的时候，她那里的太监都不能说出“醋”字来，而只能给它起个代名词，把“醋”叫作“忌讳”。而庄和太妃那里的忌讳尤多。如不许人说“吃梨”，因为“梨”字和“离”字同音，须说吃“平安果”。还有“完了”二字，也是在忌讳之列的。如果问您吃完了吗的时候，须说您吃得了吗。其他尚有许多，举一以概其余吧。

这就是我那四位母亲的脾气、作风各自不同的地方，跟着我要说我和端康太妃翻脸的经过。

关于这次争吵的直接导火索，是因为有一天，端康下了一道命令，把太医院的御医范一梅开除了。我听到此事后感到非常气愤，当然这也和我平日对她的种种不平不满有关。我就想：过去隆裕太后在世的时候，我和太后坐在一起吃饭，她不是还拿一个“瑾妃”资格，站在地上吃的吗？……我于是就给她下了个结论：她本是一个妾的身份，而不是妻的身份，并不能算是我的母亲。现在她既这样对我毫不客气，我为什么要怕她呢？于是我愈想愈觉得可气。但是在那家长制度凛然不可侵犯的宫廷中，我还不敢下定决心，当面向她去做质问，便把此事告诉了陈宝琛，并和他做了一番商量，而他居然会赞成我这样做，同时在我身边的大总管张谦和也怂恿我这样做。于是，我就鼓足了勇气，到她那里质问她为什么开除了范一梅。当然她是不会向我让步的，于是我们母子便闹翻了脸争吵起来。我更粗暴地扬言不承认她是我的母亲。我表明了这种决裂态度之后，便愤愤地回去了。

端康太妃便在盛怒之下，急时抱佛脚地把我的祖母刘佳氏和我的生母瓜尔佳氏叫到宫里来，并迁怒于她们，对她们做了严厉的斥责。她们在这种情形下，也只得向太妃赔了礼，但太妃还不甘心，更把我父亲载沣和各王公大臣连我的老师们也在内，全都叫进宫来，大约也是想套用一下西太后降服光绪的老办法来压制我吧。于是她便把我如何对她无礼的情形，声泪俱下地宣布了出来，但是这些王公大臣已不再是当年的荣禄或是袁世凯，对于我们母子之间的家务争吵，又有什么解决的妙法，只能是对她做了一阵不关痛痒的安慰。而我呢，也不肯对她示弱，便也把这些“宗亲国戚”（除我父亲）等叫到我这里来，我也同样对他们哓哓不休地讲了一大篇我的道理。当然，他们对于我也是毫无办法的，也不过是唯唯诺诺地说出一些不解决问题的调停话而已。最后，我还是在我祖母和母亲的努力说服下，才勉勉强强地到端康面前下了一跪，并且认了错，这场风波才算是在我和端康之间平息下来。

我却万万没想到。我的母亲在回家之后的第二天就吞服鸦片自杀了。此事发生以后，我父亲等并没有对我表示，我母亲的死是因为我而自杀，只说是得了一个“紧痰绝”的急病死了。我闻知这一噩耗之后，便连忙到我母亲家中去哭奠。这是我自从三岁入宫以来，头一次出“紫禁城”，也是头一次回到了生身父的家中，不过是这次的回家，却不是什么愉快的事，而是和我那生身母做了人生的永别。

我母亲的自杀，还是在她死后多少日子由我弟弟对我讲了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