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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关上家门做皇帝的紫禁城生活002（第2页）

到了我结婚的那一天，多年散居在全国各地的所谓“大臣”“遗老”“遗少”之类，就如同惊蛰后的虫豸一样，都从冬眠中醒了过来，纷纷扰扰地来“上表称贺”，也有的把他们在过去所刮到的民脂民膏，也都“慷慨”地拿了出来，作为对我的“贺礼”，真是从图书古玩之类起一直到银圆金镑止，应有尽有，纷至沓来。其中还有从来未曾见过面的人，或未尝闻过名的人，也都从全国各地麇集到“小朝廷”中来，做了一次辛亥以来未曾有的大规模“朝贺”。

满族王公不用说，就是蒙古族王公等，也都不远千里而来参加了这次的“典礼”。

因为，这次前来“朝贺”的人数过多，所以，他们只能按照过去的官职等级依次排列起来，从“乾清宫”的所谓“丹陛”上一直排到“乾清门”外，在后半部的人，不用说看不到我的脸，就连“乾清宫”也看不见，只是在遥远的地方瞎磕一顿头而已。

就是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也曾为了我这一婚礼忙得不可开交，在结婚前既派专人把一份厚礼送到婉容的家，另外还派总统府大礼官黄开文为专使，在陆军中将王恩贵、韩泽暐以及陆军少将和上校各一名的随同下，向我做了照例对外国君主之礼的正式贺礼。

这时各外国驻我国的公使以及馆员等差不多也全来凑个热闹，纷纷以观礼和祝贺为名来看中华民国时代的这种不伦不类的怪现象。那几天真是把整个的北京城给闹得乌烟瘴气。虽然在当时，也有不少远见之士，认为在中华民国已经成立多年之后，这个“小朝廷”反倒一天天嚣张起来，竟致不安分到了这样的程度而表示了不满和忧虑，但是在当时这种满城风雨的情势下，也只能皱起眉头叹息一声道“这样岂不有些喧宾夺主，实在太不像话了，太不像事了”而已。

一方面在我结婚典礼中，也是铺张得到了过分的地步。那一天不但是在“神武门”上彩棚高扎，警卫森严，就是在“神武门”附近也是车水马龙拥挤不堪，就是在当时的“北上门”（现在景山公园正门）内也有很多武装军警排列待机。同时，还有临时派来的岗哨几步一岗地在马路上持枪警戒。无怪在当时的天津《大公报》上，会发出了“……这些站岗兵，仿佛是一种陈设品似的。或者因为苦人太多，怕闹事？故特地叫来弹压亦未可知。”的疑问来了。

结婚仪式的具体经过：

十一月三十日午时为“淑妃”妆奁入宫。

三十一日丑时“淑妃”入宫。

十二月一日午时为“皇后”妆奁入宫。

同时，寅时“皇后”入宫。然后行“皇后淑妃的册立礼”。

二日我和我妻子（淑妃在当时由于嫡庶的关系，她却无权参加）一同到景山内的“寿皇殿”向历代祖先行礼。

三日午时我在“乾清宫”受贺。

从我结婚的第二日起，接连在“重华宫”中“漱芳斋”演了三天戏，当时在京的有名演员，差不多都被邀参加。

这便是我结婚的全部经过。

（2）当时的几项琐记

皇帝的结婚在当时叫作“大婚”，定亲叫作“纳采”。在拜天地之后，尚有所谓“册立”之礼。皇后所坐的花轿叫作“凤舆”。娶亲的叫作“迎亲大使”——有正副二人，正大使为“庆亲王”，副大使为“郑亲王”。他们都穿着清代旧日礼装，手中执节，如画中苏武所执的一样，骑在马上，由宫中捧着所谓“圣旨”，在中华民国政府所派来的步军统领衙门马队、警察队马队、保安队马队的簇拥保卫下，向婉容的住宅进发。更有两班军乐队走在前面。后面是黄缎银顶轿一顶。其后还有无人乘坐的三顶黄缎银顶车。此外还有包括龙凤旗伞和鸾驾仪仗共七十二副，后面还有四架黄亭，其中装有印玺和“皇后”礼服之类，还有宫灯三十对。其中最鲜明而又滑稽的对照则是既有完全清代服饰的所谓“清室官员”，又有中华民国政府派去的穿戴着军警制服的人员，既“严肃”又“和谐”地在首都北京大马路上并肩走着，如果是在现在的人看来，除了做梦，是再也看不到这种离奇现象的了。

此外，像是我的岳父荣源和婉容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在所谓“迎亲正副大使”尚距其家门很远的时候，他们父子便都早已跪在胡同里的家门外，在人山人海看热闹的市民环睹之下，跪候着“圣旨”和“圣节”的到来。这种奴才心情，也是现代人所绝对不能了解的，只是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人们对于光荣和耻辱的看法，也完全相反了。从这里还可以认识到旧社会制度麻痹人的力量，实在是到了怎样可怕的程度，竟至把是非邪正好坏黑白都能给颠倒过来。尤其是像我这样从旧社会中漂流过来的人，抚今追昔，真使我不寒而栗。

六、宫中的皇帝生活琐记

辛亥革命以后，虽说是清朝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的反动势力已被彻底推翻，但是在当时“紫禁城”的小圈子内，我仍旧算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封建专制大家长。因为，在那小朝廷内，依然是我说了算。我一直就是在那种唯唯诺诺的声浪中，在那人莫予违的日常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像是北京人所爱说的“纨袴习气”或是东北人所常说的什么“秧子脾气”之类，还都不足以拿来形容我过去的一切一切。如果想要形容得更确切一些，说我是个“纨袴之中的大纨袴”和“秧子之中的大秧子”，那倒还有些贴题。我现在想把我那过去的骄纵**的幼时生活，分期择尤地记述如下。因为，从这里不但可以找出我在那以后的病根所在，同时也可以看出封建制度的腐朽实质。这就是我不怕繁碎杂乱，特意要写出这项生活琐记的缘故。

（1）戏侮人的例子

在前面已经说过，在那专门给我看病的“太医院”中就有一百几十名的大夫。我对于其中的大夫们，差不多都没有见过面。因为每当我有病时，我总爱找“永和宫”端康太妃处的大夫给我看，因为那里的大夫都是过去曾在太后那里做过工作的人，比我这里的大夫要高明得多。

不过是，我虽不让我这里的大夫给我治病，但却时常把他们两个两个地叫来给我诊脉，既不是为了要考验一下他们的医道如何，也不是叫他们来给我检查一下身体的健康情况，我的目的只是要看一看他们长的都是什么样而已。

按照宫中的惯例，医生当给太后或皇帝等诊脉时，在病人面前要放一个小茶几，几上放置两个小枕头。病人就坐在炕上把自己的左右两手分放在两个枕头上。这时两个大夫便须分左右跪着各诊一脉。诊完一脉之后，这两个大夫便一同站了起来，彼此交换一下左右的位置，再跪在地上一同诊另一手上的脉，等到把左右两脉交替诊完之后，更须跪着不动，一同说明诊查出来的病状，然后才一同走出，共同开方。

我虽然根本没有病，但是这些大夫一来是看不出我究竟是否有病；二来他们都是“志在当差”，所以就不能不诌出一些不关痛痒的病情来，而且还得装模作样地共同开出服之无害的药方，这样才能算是差事完毕，一同退去。当然他们所开的方子，我是不能用的。这只是我在平日闲居无事，偶尔拿他们开开心罢了。我曾这样地叫过他们有十几次，每次都是两个大夫一起来，可是竟没有一次碰到过同样的大夫，足见在当时“太医院”内的赋闲医生是怎样多的了。

还有一次，我叫了两个大夫给我诊完脉以后，便命太监把这两位“御医”带到“养心殿”的“西暖阁”内，并从外面关上了门，因为，在“西暖阁”内有许多拐弯抹角的小房间，都是富有变化犹如“迷宫”一般的地方，于是，这两位大夫，便在东拐西转、左冲右突的屡次碰壁中，完全成了迷途的羔羊，最终在呼吁无门的情况下，忘却了自己的“太医”身份，其中一个竟致急得哭了起来。我听到哭声才觉得满了意，于是就让太监给他们开了门，把他们领了出去完事。

还有一天，我曾半开玩笑地对一个“毓庆宫”的太监绰号叫“和尚”的人说：“你不把这块干狗屎橛子吃下，我就打你！”乃没有想到他真的从地上捡了起来放在嘴上咬了一口。我不但没有同情他的心，反倒认为他太“埋汰”，就从此不屑理睬他了。

在我小时，曾买有很多的傀儡剧用的木偶，还有一个演傀儡戏的小舞台。这时有一个“殿上太监”会耍木偶，在他演完之后，我便“赏赐”他一盒子油糕，不过是在给他以前，我曾主张从我练习力气用的铁沙子口袋中，取出一些铁沙子来偷偷放入油糕里给他吃，为的是要看他崩牙的狼狈情况。但由于我那好心肠的乳母提出了“折中案”，才改在油糕里放些生绿豆进去。这样，才既达到了我取笑的目的，又免了铁沙子崩坏牙齿的危险。

我还做过这样的恶作剧：因为我听说当时在宫中曾任总领事的张德安，平生非常吝啬，我便有时带着一群太监到他住的地方去，故意嗾使大家狂喝他的茶，为的是叫他看着心痛，有苦说不出。这还不算，有一次我在茶壶中放入自己的小便，倒出来让他喝，他认为是茶，便不辨滋味地一饮而尽。

（2）无轨道的日常生活

在我小的时候，吃饭睡觉，还按定时，到我稍稍长大以后，便完全任意而行，想怎样便怎样，于是寝餐行止便没有一定的规律了。

那时，服侍我的“御前小太监”，照例分为东西两班隔日轮流交换。西班里的太监一般都比较拘泥老实些，我便不愿意和他们玩耍。因此每当他们上班时，那天我睡觉的时候必早。至于东班的太监们，因为他们比西班活泼有趣些，所以每当他们值班的那一天，我便尽兴地玩闹。例如，夜间带着他们在“养心殿”外，中央“抱厦”上，用绳子把许多毡毯之类扎成很多的小房间，并在其中摆上种种陈设和器具，然后让太监在“养心殿”内用火炉做菜和调制点心。有时还向端康太妃的厨房要菜来吃。直到深夜还带着他们狂嚼大饼和种种的炒菜，饱餐之后，有时还同他们化装游戏，如穿上买来的军装，手提棍棒和舞台上的刀枪之类，乱杀乱砍一气，有时则拿着玩具马枪，到各处乱跑乱闹，有时化装成妇女，有时带着他们“捉迷藏”……一直闹到凌晨三四点钟才肯睡去。第二天早晨还须早起赴“毓庆宫”读书。请想这样的生活中，还能安心读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