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奇中文网

第二章 关上家门做皇帝的紫禁城生活（第4页）

我在嘴里哼着小调儿离开它就算了！

走着走着，

勒转我的马头，

看到了那些通向北京的无数烽火台，

啊！

中原一带的河山，

都浸在血红的斜阳返照之中。

哼！

咱们走着瞧吧！

他就是抱着这种气哼哼的心情和满肚子仇恨到了日本侵占下的旅顺，而当上了敌人股掌之上的所谓“寓公”的。

但他在这段“寓公”期间内，也并没有老老实实地来当他那关起家门的“王爷”，仍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玩弄和操纵下，去干那唯恐国家不乱的阴谋颠覆活动。

其中最突出的罪恶表现是，在日本大隈重信组阁的时代，由大隈替他勾搭上当时的财阀大仓喜八郎，替他拿出一百万日元的组织叛乱经费。于是，就在这位肃亲王善耆和恭亲王溥伟以及前清的陕甘总督升允三人的联合行动下，收买了蒙古族的败类巴布扎布，使他率领着携有山炮两门和日本人八名参加的千余名匪徒，高举着前清的黄龙旗从哈尔滨的河畔侵入了海拉尔，一直打到了郭家店，才被当地的讨伐队给顶了回去。最后是以巴布扎布为他部下的起义士兵所杀而告终。这次的武装叛乱事件一直闹了一年左右。在这次叛乱之中，善耆曾把他的第七子宪奎（金璧东）和巴布扎布的两个儿子——甘珠尔扎布和正珠扎布互相交换以为“人质”。后来，善耆的第九子宪贵又和巴布扎布的女儿结了婚。这就是善耆和日本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利用，犯下危害祖国人民严重罪行的概略经过。

最无耻的是，据说大仓喜八郎之子喜七郎，在伪满卖国汉奸政府成立以后，曾一度亲身到东北来找当时的关东军，还厚颜无耻地来索取他父亲的那一笔血腥的一百万日元的欠账呢。结果是，他因此窃取了我国东北的不少非法利权。

至于那个恭亲王溥伟，也是和善耆一样，始终对我国的辛亥革命抱有顽强反对态度。据说是清朝封建势力已处于总崩溃的前夕，溥伟仍是和善耆站在一起，在当时的隆裕太后亲自主持的“御前会议”席上，对于让出政权一事，做了极端的反对。后来由于我父亲以及庆亲王以次的各宗室王公，都在人民革命力量面前低了头，又由于袁世凯暗杀手段的厉害，他于是也卖身投靠到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去而脱出了北京。不过他投的不是日本而是德国帝国主义，所以他就到青岛去做德帝势力下的“寓公”去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帝国主义就趁着德帝国主义无暇顾及东方的机会，抄了德帝的后腿，而把青岛又攫窃在自己的势力下。这在溥伟看来，只不过是又换了一个新主人而已，于是，便又立即倒向日帝的怀中。等到青岛在我国人民的正义力争下，物归原主的时候，这位恭亲王便在这块祖国领土上立不住脚，于是也就立即跟着他的主子退到了大连，而和善耆一样受着日帝的长期豢养。他在这段被豢养的期间，也曾给他的主人，卖了一些力气。他还和善耆组织了一个“宗社党”，专门计划推倒民国、进行复辟的阴谋活动。最突出的除了“巴布扎布事件”，就是在“九一八”时，他曾在日帝浪人的操纵之下，想要和我分一杯羹，尝一尝当汉奸头子的滋味哩。

那就是在日寇于一九三一年侵占了我国东北之后，他也大肆活跃起来，例如，组织“四民维持会”和换上了前清亲王的礼装拜祭沈阳的北陵东陵，等等，足足也大闹了一气。后来虽然是由于没有我的“道行”大，没有得中日寇“最高利用品”之选，但也一直到他死时为止，每年都在受着由日帝方面供给他的万余元的特别豢养津贴呢。

至于其他在北京的所谓一般前清王公，其绝大多数都在过着花天酒地的阔人生活。有的因为挥霍过度债台高累，致盗卖祖坟，而做了囹圄之中的贵客；有的甚至拉上了洋车或是变成了烟客和吗啡鬼。只有极少数洁身自好的人以及少数虽然是循规守法、安分守己地过着并不能算坏的生活，但由于贵族习气犹存，不能从事正当工作，只靠着典当押卖来过那有今日无明日的“信天翁”式日子，致变成为无数落魄公子，这便是前清王公的归趋的概略。

以下我想再谈一谈所谓的“大臣”。

在一些前清的大官之中，最被认为顽固到底至死不变的典型人物，就得算是升允了。他在辛亥革命时，曾身任陕甘总督的要职。他听到武昌起义后，便带领着他手下的倾巢人马，举起了“勤王”的大旗，开到了陕西。这时清朝退位的“诏书”也来到了这里，他便跪在“诏书”的前面，大哭了一场，离开了军队，只身取道帝俄的边境逃到哈尔滨，然后就在日帝既扶植袁世凯又扶植清朝反动统治残余势力的两面手法侵略阴谋政策下，和日本的浪人工藤铁三郎和斋藤源内等互相勾结起来，亡命到日本去了。他就在这段所谓亡命的时期内，曾作了一首既博得日帝浪人间的传诵又赢得“遗老”们赞叹的所谓“咏志”的诗：

“老臣犹在此，幼主竟如何？倘射上林雁，或逢苏武书。”

后来他便从日本回到了天津，在罗振玉等的扶助下，过了不少年老不安分的日本租界寓公生活，一直到他死为止。

像是尔后罗振玉和工藤铁三郎的互相勾结，以及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他们的非法阴谋活动，等等，穷本溯源，都是由这个升允的一脉贯串的顽固反动思想而来的。如果是在“九一八”当时，他不病死在天津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成为大汉奸中的一个有力分子的。关于和他的反动思想相辅相成而来的一些后话，当在后项中再做缕述，现在姑且把它介绍到这里。

四、太监

太监这种存在，就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一种最不人道的产物。在古代所谓的“寺人”“阉人”“阉宦”“宦官”，都是对受过“宫刑”的罪人的一种称呼上的沿革。在古时是使用这些人来做那些看门或是洒扫苦役的。后来由于帝王宫中的后妃、嫔嫱、姬妾、宫女之类愈来愈多，使用一般男子充当仆役，便有了很多不便之处，于是便逐渐广泛地使用起太监来。到了这个时候，当太监的人，已经不再是那些受过“宫刑”的人，而是由普通的人来充当了。有的自幼就为贪图富贵而不顾儿子终身幸福的父母所摧残，也有的是自己本人为了要向上爬，致不惜残害自己肢体去找那寻求富贵的捷径，而甘心去当太监的。

不过是当了太监，也不能百分之百地享到自残生理的所谓“酬报”。有的当了一辈子太监，却永远处在层层压制之下，去过那牛马一般的苦生活，也有极少数的人，凭借着偶然的侥幸机会，得到了皇帝等统治者的看中，而去过那富比王侯的生活。像是在清宫中，曾和那小德张一同进宫的洪兰泰，就是当了一辈子的苦太监，最终潦倒而死的一个实际例子。

清朝的太监虽说较明代为少，但在最多时亦曾达三千余名，尽管清朝鉴于明季宠任太监的流弊，曾由历代君主三令五申地严戒太监的干预政治，但在慈禧时代的皮硝李（李莲英）和隆裕时代的小德张，却也都是结交大臣、贪赃纳贿的有名太监，都曾闹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总之，因为那些当太监的人，他们是有机会能够每日接近君主，而收到近水楼台之利的，并且他们的思想知识，又都是在普通人的水平线下的居多，所以他们的假势欺人、营私舞弊的事，是自然会不断发生的。

在清代宫中的太监，也是和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其他阶层一样，是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例如，“都领事”（即都总管），他便是统辖宫廷中的四十八个单位的太监头子。据说清代皇帝在祭天上表文时，照例在表上要写上皇帝和最高级大臣以及都总管的名字，并说这是意味着“一君一臣一奴”的意思，也就是代表全般社会的意思。在都总管下，尚有大总管、二总管、带班首领、御前小太监、殿上太监、一般太监和最下层的“地方打扫处”太监等之分。总管便有权责打其管下首领以次的太监，依此类推，也是和封建社会中的其他阶级一个样，都是在宝塔形的一层压一层的等级制度下，显示出家长宗法制触须的到处延长。现在想讲一下，关于从我眼中所看到的，我耳中所听到的关于太监的几个实例。

（1）“钱粮名字”和“御制名字”

从前在宫中的太监额数，虽然有固定的限额，但在无形之中，仍是有一种严格的自然限制，那就是认师父的制度，一般是在入宫时须得认一名宫中在职的太监做师父，自己再以徒弟身份拿出一些倾家之有无的钱来，买个名字而进入宫中。所以，在当时的宫中，例如有一个叫李德顺的太监，他的本来姓名根本就不是李德顺，而是王庆平，而现在他所顶替的这个李德顺的名字，甚至是几十年或是百年前的一个人的姓名。他既是顶替这个有名无人的姓名入了宫，他便得丢掉自己的真姓真名，而以这个沿用已久的旧姓名，变成为有册可稽的宫中太监李德顺了。当时把这种名字叫“钱粮名字”。其次是“御制名字”。这是当某一太监，能够在偶然幸运下，被选中为伺候君王的“御前太监”时，那么，他就有可能得到皇帝的赐名之恩。当时把这种名字叫作“御制名字”，不过是当时过境迁老病物故之后，这个“御制名字”便又成为供后来者“冒名顶替”的所谓“钱粮名字”了。

（2）“替僧”“打手”和“牢狱”

在清朝旧制中，每一代皇帝，照例要有一名太监替皇帝去当喇嘛。这种“太监而喇嘛”的人，当时叫他作“替僧”。凡是当了“替僧”的人，虽然不能套用“太监而喇嘛”的公式而去享有太监加喇嘛等于皇帝的“福分”，但是他却有太监加喇嘛加皇帝等于“替僧”的资格。所以，凡是选中为“替僧”的人，他便可以经常在相当优厚的待遇下，过他那一辈子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我在宫中时，就有一个照例的“替僧”。他的任务是除了按照规定一个月念上几遍藏经，其余的日子就是以“替僧”的资格，身上穿着喇嘛的服装，手中提着鸟笼子，到街上游逛消遣的。

宫中还有一个专门保管内廷档案，抄缮年节等日的礼节单子并掌管打人的单位，叫作“敬事房”，除了普通的师父打徒弟用不着劳这帮正规化打手的大驾，像是总管责打其管辖下的太监时，特别是君王责打太监时，照例就得劳他们亲自下手了。例如，皇帝发出厉声“传敬事房”的口头命令时，这些专业打手便“雄赳赳”地把满装竹竿或竹板的黄布口袋拿了来。当听到责打多少的吩咐后，挨打的人，便须柔顺地趴卧地上，高耸双臀恭敬候打。而“敬事房”的太监这时便“狐假虎威”地从袋中抽出打人的工具，同时更叭的一声，把满盛笞具的布袋用力掼在地上。然后便按照吩咐下来的数目，用力笞在受笞者的双臀上面。同时还有人站在一旁高声“一、二、三、四……”地喊出笞打的数目。这就是清宫中以太监打太监的概略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