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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我的北京时代（第4页）

如果想知道她是怎样“殉夫”的，请听我再介绍介绍她的惨死情形。

请想一想能够忍心把自己的儿媳活活给饿死的西太后，对于她的当前政敌慈安，谁敢保证说她不会下毒手呢？

四、肃顺

自从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了我国大沽口，逼近了北京，迫使咸丰带领着百余名宫眷于八月八日逃往热河承德起，一直到他得病和死为止，仅仅才有十个月的工夫。据说在咸丰十一年六月当他病势危笃时，曾把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并户部尚书肃顺和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五个“军机”叫到避暑山庄的离宫内受了“顾命”，立他的六岁儿子载淳为皇太子。过了一天咸丰就死去了。

在这里不能不表示一下，载垣和端华固是两个当时的亲王，他们八个人，虽然同时受到了咸丰的“托孤”，但是肃顺却成为他们之中的主宰和灵魂，还有一样，就是他们八个人在反对太后干预政治的这一点上，确是一致的，把这种情形交代明白之后，跟着再叙说一下咸丰死后当时的情况。

于是肃顺等三人就以“顾命王大臣”的身份，使皇太子载淳即位当了皇帝，拟定了新年号“祺祥”，并尊称咸丰的皇后钮祜禄氏和新皇帝的生身之母叶赫那拉氏皇贵妃同为皇太后，然后肃顺等更以“参赞政务王大臣”的名义，先颁布了新皇帝即位的所谓“喜诏”，跟着又颁布了咸丰死去的所谓“哀诏”。

这时在北京正负责与英法议和并从事留守的王公大臣，是以恭亲王奕?为首的。据说奕?在当时听到怡、郑二王和肃顺掌握了朝廷实际政权，心中便觉得老大不痛快，于是就在北京王公大臣的会议席上，对于当时的政界新局势，透露了一些不满之意。在这帮留守的王公大臣之中，有不少人是和肃顺素有意见的，也有一些人则是看穿奕?的心情，所以就一齐对奕?说出了不少带有挑拨性的言辞，而这些话就成了鼓舞奕?向肃顺等实行进攻的思想准备，这是在北京方面当时的情势。

而在热河这一方面呢？固然是以载垣、端华、肃顺为首的新政治机构已告成立，新皇帝也爬上了“宝座”，这一切一切在表面上似乎都是“风平浪静”，可是，在那避暑山庄的幽静离宫内，却正在酝酿着并生长着一股跃跃欲试的潜流和暗潮，那就是刚刚当了太后的慈禧的满怀政治野心。

当然到了这样的时候，像慈安那样的忠厚老实的宫廷妇女，是不会有办法可想的。可是慈禧却崭露头角变成了当时离宫中的一个“诸葛亮”。她不但强调要把奕?找来，还拟定了宣召恭亲王的太后“懿旨”；并解决了利用咸丰的图章——“同道堂印”的图章，来代替太后尚没有制造出来的玉玺问题；同时还巧妙地套用了三国时代“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把她的心腹太监安德海痛打了一顿，并声言把他押回北京并关进“慎刑司”[7]监狱里去。于是安德海就在“押送”之下，脱出了热河，到了北京。

安德海到了北京，立即跑到恭王府和奕?密谈了半日，奕?就发出了请求要到热河奔丧的奏折。

肃顺等接到了奕?的奏折后，当然也知道奕?的来意不善，于是也就拿“京师重地”并且“留守责任重大，毋庸前来奔丧”等的大帽子来扣奕?。同时在热河也忽然有个叫董元醇的御史，提出了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8]的意见来。肃顺等最忌讳的事情，就是太后干政，于是也立即抬出了“祖制所无”四个字的回马枪，把董御史的意见给驳得体无完肤。末后他们又把“太后垂帘”的这道大门，给紧紧地关上说：“嗣后如再有这样胡说八道的人，当按律治以应得之罪！”当然不用说，使董御史敢放这第一炮的，是有其政治势力背景的。至于主使他的人是谁？我想谁也不会说是慈安，而一定要说是慈禧干的。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肃顺等才把董元醇的炸弹式的提议捂盖下去，跟着奕?就星夜兼程地来到了热河。他们见了面之后，当然会有一场针锋相对的“寒暄”了，结果是肃顺等人多口众，同时他们又把“叔嫂不通问”的儒家旧礼法的最后法宝祭了出来，迫使奕?只能是祭拜一下咸丰的灵柩，而不能去见两个太后。

但是那个曾经被“押送”到北京“治罪”的安德海，此时早在大家“求情”的转圜下，又得到了西太后的“赦宥”，而回到热河照旧供职了。于是就在他的传风报信下，奕?就装扮成了一个宫中的“萨满”（满族祭祖时的巫婆）模样，利用夜暗，就在当日的夜间，混进了避暑山庄的离宫，见到了东西两太后。第二天早晨八九点钟，他就跑到了灵前哭奠了一番，并到怡亲王等处辞了行，然后才悠然不迫地回到北京去了。

慈禧等先灵柩一步回到北京（照例是送灵柩的人须先到一步以便在京迎接灵柩）之后，第一步便命恭亲王奕?和大学士桂良、周祖培等率人逮捕了护送着太后的载垣、端华等；更以新皇帝的名义，免去了他们八个人的职务；跟着就命令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去逮捕护送灵柩尚未到京的肃顺。结果是载垣和端华是“赐帛”自尽，肃顺被砍了头；景寿、穆荫、匡源、杜翰和焦佑瀛等都分别罚的罚，免的免。

还有一件事情，不能轻易看过的，就是肃顺等在热河所拟定的“祺祥”年号，在处死了肃顺以后，立即由两宫太后下令，使王公大臣另拟新的年号。这时，那帮惯于逢迎取宠的王公大臣，都揣摩着两个太后的意旨，共同拟定了“同治”两个字的新年号。这“同治”的意义就是意味着两个太后一同来治理国政的意思。当然这个应时而生的新年号，立即被采用了。

总之，从这种事情中，也可以清楚看到，封建统治者内部的钩心斗角争夺统治权的丑态。慈禧的政治野心自不用说了，就是肃顺等人，又何尝不是为了自己的权势而在组织着小集团；就是奕?等人又何尝不是由于嫉妒肃顺等的权位在自己之上，才和慈禧站在一条战线上去的。

所以从这里面，不但可以充分看出封建制度下的“君臣”关系，同时也可看出那种社会里的龌龊黑暗来。因此，我对此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在蓝靛缸中是找不出一块白布来的！

我小的时候曾听人家说：我祖父奕譞很以这次捉拿肃顺之“功”自豪，有一天在王府里演剧，当演《铡美案》的时候，我六叔载洵因为年岁很小，看到陈世美被包拯用席子卷起放入铡刀口下血淋淋地一铡时，便吓得他跌坐在地，放声大哭起来。我祖父看到这种情形，便声色俱厉地喝道：“太不像话，想我二十几岁时，就亲手拿过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担当得起国家大事吗？”

我在这里，并不想来分析我祖父所说的这篇话的思想意识内容如何，只是想借他这篇话来证明他和杀肃顺的关系而已。

在这里，我还想把肃顺在当时是个什么角色，借一个旁敲侧击的例子，来旁证一下。

据我所知，那个曾国藩就曾在肃顺那里做过幕府，很得到肃顺的赏识。后来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在清廷那样信任下，彻底对太平天国起义做了血腥的镇压，都是由于有肃顺在北京替他做奥援的关系。从这里可以知道肃顺在当时也是一个曾经替清朝反动统治拼命镇压过人民起义的凶恶刽子手。咸丰向他托孤寄寡，我认为或许就是这个缘故。

提起袁世凯[9]和荣禄的关系来，就像是上节中所说的曾国藩和肃顺的关系一个样。袁世凯是给荣禄做过幕客的，而荣禄和西太后的关系，那就是荣禄曾在清宫中当过“护军”（当时的皇宫警察），在咸丰逃往热河时，他曾担任警卫的任务。据说肃顺等打算在从热河回北京的途中杀害慈禧，赖荣禄警卫森严才幸免于难。又加上他善于逢迎拉拢，像是李莲英（事见后）和安德海之流，便都成为他献殷勤的对象。在那个旧社会里，这种善于钻营的人，又怎能不升官发财呢？荣禄就是这样当上了北京的九门提督并当上了直隶总督和军机大臣的。

而袁世凯的钻营拍马、投机取巧的能力，更是比荣禄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荣禄既是这样地官运亨通，袁世凯又怎能被他落下呢，当然也是“三级跳”似的大红大紫了起来。像是他在小站的练兵，不就是由于荣禄的力量吗？他后来能够成为北洋军阀的“开山祖师”，不也都是荣禄给他打下的基础吗？

在戊戌政变[10]中，正是十足表现了袁世凯和荣禄、荣禄和慈禧的“连锁关系”。同时也可以看出，这种改良主义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虽然在当时和那腐朽、反动透顶的守旧势力相比较，它是有着某种程度的革新气味，但因为它根本不能代表当时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仍然脱离不了替封建专制统治阶级服务，所以它根本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只不过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似的，在那黑暗的社会中，放出微弱的火花，结果仍是被那根深蒂固的守旧势力压倒而已。

袁世凯

即使这种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在那次政变中一时成了功，尽管它能比以前有些进步，充其量也不过是把当时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勉强给结合在一起，依然是脱离不了那反动统治的真面目，即使能让清朝在当时的摇摇欲坠的统治势力，稍能延命于一时，结果仍然必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车轮之下被轧得粉碎。

现在谈一谈戊戌政变的前因后果。

自从光绪到了十八岁结婚以后，慈禧自然不得不把掌握多年的政权交给光绪。在当时，这种政权的移交，叫作“撤帘归政”。不过是这种“归政”，也是一种形式，一切重要的政令，仍须报告慈禧认可后才能实行。特别是光绪的皇后，就是慈禧的侄女，并且在光绪身旁的太监之中也有不少人是经常给慈禧通风报信的。所以光绪虽然是亲了政，其实仍然是脱离不了慈禧的明中暗中种种的监督。

这时清朝的政治，腐败已达极点，像卖官鬻爵、贿赂公行、结党营私、上下争利等，已成为普遍现象。对外则是自从鸦片战争起到现在，真是办一回交涉就失去不少主权，打一回仗，就多一次割地赔款。最显著的例如台湾、澎湖列岛的归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帝俄霸占了旅顺、大连；德帝国主义侵占了胶州湾；英帝国主义强据了威海卫；法帝国主义夺去了广州湾……真是疆土日蹙，门户尽失。因之全国人民越发看穿了清朝封建统治的腐败无能。就是在当时的官吏之中，如曾经给光绪当过老师，后来又在军机处办事的翁同龢等，也渐渐觉得长此以往，真是不堪设想，非变法革新，就无路可走。于是，在这种情势之下，他们首先就参劾了同在军机处办事的孙毓汶等。因此，在当时的政府中央机构中无形中就形成了维新和守旧的两派对立。结果是维新派（以翁同龢为中心）就拥护光绪，而守旧派（以李鸿藻等为中心）就趋附着西太后。在当时的社会中，有着“李党”“翁党”的称呼。后来又把他们唤作“后党”和“帝党”，甚至有人把“后党”叫作“老母班”，而把“帝党”叫作“小孩班”。到了光绪二十三年，守旧派的李鸿藻死去，该党的党羽，因核心已失，遂去结交慈禧手下得意人物，如刚毅和荣禄等。于是守旧派的势力反而更加巩固起来了。一方面翁同龢等也不肯示弱，便把在当时以维新自命的康有为荐给光绪。这时康仅是工部里的一个主事，由于他献策积极主张施行新政变法图强，得到光绪的宠信，新党越发得了势。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光绪就下了一个决心变法的诏书，并把康有为所荐举的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都拔擢在军机处办事（当时名为“军机章京上行走”）。因此，在朝中守旧的人员都纷纷表示不平。再加上在当时所谓的“新政”，都是和清朝历代祖制不相符合的。所以每当改革一个政令，变更一个制度，都必须经过当时的礼部核议，才能施行。在礼部里有个当尚书的怀塔布，他是慈禧的一个表亲，还有一个许应骙，也是慈禧所信任的人物。自然他们是不满意新政的了。于是一切新政，一到了礼部衙门，就经常被搁置起来。宋伯鲁、杨深秀便上书光绪参劾许应骙阻挠新政。光绪本想严办许，因碍于慈禧的面子，只严命他“明白回奏”（即令他写检讨书）。许遂逐项做了辩解，并参劾康有为“妄逞横议，勾结朋党，摇惑人心，混淆国事”，并请把他“立即斥逐回籍”。光绪看到这个，越发不满，过了几天，有个叫文悌的御史，便参劾宋伯鲁、杨深秀二人，说他们“欺君罔上，若非立加罢斥，必启两宫嫌隙”。光绪大怒，立即革去了他的职务。文悌忙求怀塔布向慈禧求援，慈禧总佯做不理睬的样子，但却一针见血地迫令光绪罢斥翁同龢。光绪无奈只得忍痛照办，第二天，慈禧更特下命令，使光绪任荣禄为直隶总督，裕禄在军机处行走。光绪不得不从。但光绪也深知这纯粹是由于怀塔布，便下令把怀塔布、许应骙等六人免了职。于是守旧派大为恐慌，都希望慈禧重理朝政。正在这时，又有一个叫王照的人，连次上书，先是请求剪去辫发，后又请求光绪偕慈禧游历日本。这更如火上浇油一般触怒了守旧派，认为这乃是绝对岂有此理的奏章。特别是这些维新派所主张的“要行新政必须驱逐太监”的说法，更是触犯了慈禧的大忌讳。于是慈禧便和李莲英（慈禧的心腹太监）密议，授荣禄一条密计。荣禄随即上书请光绪偕慈禧赴天津阅兵。慈禧遂使光绪定于九月初五日启程赴津阅操。光绪虽然怵于威势，不得不答应，但也在事后犯了狐疑，遂召集康有为等计议此事。康认为此去恐怕凶多吉少，于是就定出了先把荣禄杀死在天津，然后调一万部队火速来京，在兵围颐和园之后，就把慈禧劫入城内幽禁在西苑到她老死为止的计划。光绪认为当时“京畿”一带的兵权，都操在荣禄的手里，非先物色一个有胆有识的人，使之夺去荣禄的兵权不可。恰好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见，光绪因为素日听说他有才能，便在见他时，故意问他新政是否适宜于今日。袁遂极力赞扬新政。光绪更向他试问：“如果使你管理军队，你肯诚心为我尽忠吗？”袁的回答光绪很满意，于是第二天便下令擢升他为侍郎，并责成他专办练兵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