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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五百禅林杭州僧（第3页）

乡村里的豪强恶霸自古就有，虽经历朝历代严厉打击，仍是“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但官府对地方豪强总还是打击的，这些人也就没有机会坐大。偏偏大宋王朝推出了一个《保甲法》，又与《青苗法》一同推行，官府把“青苗钱”打包让保长们向百姓强派强收，由此在乡村中养出了数不胜数的恶霸豪强，这些人一开始给官府当爪牙，到后来，连保长也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领着乡兵义勇造起反来，这一下真如星火燎原，顿时撼动了大宋王朝的根基，加速了整个国家的瓦解。

《水浒传》里那个“托塔天王晁盖”不就是一个勾结官府、豢养打手、横行乡里的“保正”吗？而《水浒》讲的是徽宗年间——也就是三十年后的事……

和尚说的太对、也太吓人了，苏子瞻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听了这些话忍不住拍案大骂：“王介甫真是祸国殃民之徒，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苏学士这个一点就炸的炮仗脾气在大和尚看来真是好笑。海月和尚微笑着拦住他：“王安石其实是个好人，他推行变法本意也是好的，这位百年难得一遇的君子似乎也没到‘人人得而诛之’的地步。”

王安石的人品原本无可挑剔，可变法几年来王安石的名声已经彻底败坏了。苏轼心里本就对王安石和他手中那个霸道凶狠的“三司系”有成见，听海月说王安石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君子”更加难以接受：“王安石推行新法把国家都毁了，难道大宋朝等了一百年，就等来这么个货色？”

见苏学士有些急了，海月淡淡一笑：“大宋朝积弊百年，时时都想变法。可变法本是天下第一艰难之事，有胆量的人没能力，有能力的人没胆量，等了一百年才等来一个王安石，既能胆量又有能力，敢办事，也能办事，变法不让他去办，让谁去办？”

王安石推行新法初衷如何，苏子瞻不得而知。但王安石是个无欲无私的君子，这一点苏轼倒能认同。半天才说：“王介甫是好人，所推行的是好法，为什么真做起来却是这样？”

海月指着师兄笑道：“贫僧不知，你问这位大和尚。”

辩才忙说：“你这和尚真刁，犯忌的话你不说，让我说？”

海月笑道：“我这个僧正常和官府打交道，说了犯忌的话以后如何做人？你每天躲在庙里念经，怕什么。”

海月和师弟打趣，说的也是真话。身为都僧正，有些话海月不方便说。

辩才也不跟他废话，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慢慢放下：“若往深处说，只怕要说到当今皇上了——施主以为什么是‘变法’？”

这一问看起来简单，其实不易回答，苏轼想了半天才说：“改革时弊就是变法。”

辩才点点头：“我说个故事给你听吧：某家有十个兄弟，九个都是好人，只有一个不肖子。这天晚上他与诸兄弟争斗，一时发起疯来，竟放火点着了房子！那九家兄弟忙领着全家人拼命救火，可到天亮一看，整条街都给烧成了白地，九家兄弟一起总共只救下一间房而已。”看了苏轼一眼又问，“学士有何想法？”

苏轼皱眉想了片刻：“一个人放火可以烧一条街，十个人救火只救得一间房，可知作恶容易，做好人难。”

苏学士没说到点子上。辩才笑道：“烧一条街容易，救一间房却难，天下事都是这个道理。变法是关乎国本的大事，千难万难，一旦施行，必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受益的人得了好处以为是应该的，都不出声，受损的人却已叫喊起来，几千个不出声的人也比不得一个喊叫的人嗓门儿响，就像火烧房一样，‘呼啦’一下子点着了，千人万人救不得！于是变法一起，诟骂随之，古来如此。你说王介甫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不变法时就是‘好人’，只要主持变法，准变成一个‘坏人’，这其实怨不得他，也由不得他。”

出家人置身事外，见事倒比别人明白。听了这些话苏轼的头脑更乱了：“这么说‘法’是变不得的？”

辩才摇摇头：“法是要变的，只不过这上头有个讲究：变法之时最好不提‘变法’，先暗暗下一个决心，官府不要抢夺，把好处让百姓先得，便宜交给百姓去占，然后定一个章程在地方上试行，让百姓们评说，百姓说‘好’则用，百姓不喜欢则改，改了仍不能用就弃。如此往返几年，把一个章程立住了，百姓都同意了，这才又推一个新章程，这样反复推行，二三十年后时局已经大变，百姓得了实惠，国家也收到利益，此时就把前头三十年试行之法收集起来立成文字，自然天下赞同。这叫什么？按你们孔夫子的话，这叫：‘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认同，就搞下去，百姓不认同，官府心里有数，就改。”

海月在旁笑道：“《道德经》也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朝廷办事如同春雨，润物无声。事情办成了，功劳在百姓名下，利益在百姓手里，百姓们都说：‘这事是我做的，这钱是我赚的，关朝廷甚事！’听起来似乎不知感激，其实不然。你想想，若真能把事办成这样，百姓对朝廷将是何等拥戴，纳税交钱又将何其痛快？有了百姓的‘亲而誉之’，朝廷不但富了，而且强了，这才叫‘真变法’！”喝了口水，缓口气儿，又说，“就好比先养出个儿子来，才给他起名字，这是常理，反过来成什么了？”

两位大和尚的话让苏轼茅塞顿开：“朝廷的变法就是先起名字再生儿子，次序全颠倒了！”

苏学士是个急脾气，也没深思就把话说出来，两位大和尚相视而笑。

海月问苏轼：“你见过先取名字再生儿子的事吗？这孩子是男是女，几时出生，生下来有没有毛病，能不能养得活？什么都不知道，先把名字取下了，若真如此，这人岂不是疯了？”

海月这一问又把苏轼问倒了。

见苏学士摸不着头脑，海月只得把话说得更露骨些，指着辩才说：“这位和尚告诉你的‘缓立法’是朝廷把百姓当成亲儿子看待。父母待亲生儿子是什么样儿？有一口好吃的，先给孩子吃；有一件棉衣，先给孩子穿；孩子受了气，父母冲上去拼命护着自家孩子，对不对？朝廷若真把百姓当成‘亲生儿子’看待，变法之时必然先求富民，百姓富了，回头再富朝廷。可朝廷眼下的作法却是颠倒的，百姓全都不管，一心要富朝廷，立法时先算定朝廷能从中得什么好处，赚多少钱，至于百姓会不会因此受害，根本不问！为什么？只因为在皇上眼里百姓根本不是亲骨肉，而是他皇帝家豢养的奴才。这奴才生出来是男也罢是女也罢，总之是个做苦工的命，取个名字也无非‘张三李四、阿猫阿狗’，不及养大，已经算计着让他做工赚钱，赚回来的钱归谁？归皇上，归朝廷……”

变法应缓，先富百姓再富国家，这些苏轼早先是想过的。可海月大和尚这些话苏学士做梦也没想过，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如今大和尚把这激烈的话儿说出来了，苏轼瞠目结舌无话可答。倒是辩才在旁说道：“自古至今变法最难，难就难在朝廷从不把百姓当人看，秦是压迫，汉是盘剥，到今天，仍然是石头里榨油的法子！所以变法不成，不怪百姓，只怪朝廷；不怪大臣，只怪皇上。”

大和尚是化外之人，四大皆空，无所挂碍。可也正是这化外清净之人才能看破时局，把话说到要害处。听了这些话，苏子瞻脸色灰白，汗透重衣，竟不敢接口。

说这些犯忌的话连大和尚心里也有些怕。既已说到这里，也不能退回去了：“古来变法不成，原因都在皇帝身上。秦孝公想称霸，想灭六国，于是变法，而变法的主持者是商鞅，后世就称为‘商鞅变法’。其实后世人都是傻子，看不透‘商鞅变法’的真正主使是秦王，只知道骂商鞅。今天的事与一千年前一样，变法的主使是当今圣上，变法搞成这个样子，只因为当今皇上把自己的私心私欲都掺杂在新法中推行。世人却看不出，只知道骂王安石，这是被老虎咬了，却踢一条狗，冤枉了王安石还是小事，变法出差错，根子找不到，只怕这法会越变越‘偏’，到最后真就成了祸国殃民了。”

海月和尚这几句话说透了内幕，苏子瞻脸色蜡黄，冷汗如雨，好半天才勉强问出一句：“这可如何是好？”

一句话，问得海月和辩才都坐了下来。沉默良久，从海月和尚嘴里勉强吐出两个字：“看吧……”

——看吧。

面对这场越来越难以捉摸的“熙丰变法”，除了这两个字，天下人早已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