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31年,二十岁的杜甫出门了。他先去了山东,然后转头去江南浪了一圈。二十五岁科举落榜也满不在乎,紧接着就开启了第二次齐鲁之旅。
这时的杜甫,还没有体会到人生的艰难。他只随着自己的心意,任性地生活。什么房子、车子、票子,只要我出手,统统都是手到擒来。
可到底什么时候出手呢?不好意思,那得看杜甫的心情。就像现在的有些大学生一样,对未来也没什么规划。读书时旷课、玩游戏、谈恋爱,忙着享受大好青春。他们也知道要努力奋斗,但是不着急,需要努力的时候再奋发图强,肯定能一发命中。
年轻人总是盲目自信,可他们低估了世俗的力量。人生不是百米赛跑,而是一场马拉松,拼的不是爆发力而是耐力。杜甫没有规划的青春,拖了中年梦想的后腿。
公元755年,杜甫被授予河西尉。
河西是冯翊郡的一个县,在长安东北边,距离风陵渡不太远。对于大唐帝国的其他郡县来说,这里算是核心地带。县尉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局长,要和三教九流打交道。
今天王二家丢了只鸡,得帮忙去找;明天张三家夫妻吵架,要去劝和;后天一看,来盗贼了,抄家伙上吧。
熟悉基层工作的朋友都知道,要做好这个岗位需要手段。对上要体会领导意图,对下要有霹雳手段来震慑刁民和属下。
这是苦活累活脏活,很多人都不愿意干,也干不了。但是在唐朝,县尉、县丞等基层工作经历,又是培养能臣干吏的绝佳途径。
这份工作是一次机会。对于有出身、有人脉的贵族子弟来说,只要基层工作干得好,将来能获得再次提拔也说不定。
可杜甫却放弃了。都没有尝试能不能干,他就主动申请调动岗位。于是,他被派到兵器仓库中做管理员。他在诗中是这么说的: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
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
说到底,就是清高,弯不下腰,不能和基层的大老粗打成一片。宁愿一张报纸一杯茶地坐办公室,也不愿意走进田间地头。
杜甫的诗文独步天下,但真的不适合官场。书生气和接地气,绝对是不能相容的两种属性。他守着一身的书生气,去做接地气的事,怎么看都很违和。他是超一流的文人,却是不入流的政客。对“致君尧舜上”理想的实践,王安石做得比杜甫强。
公元1042年,二十二岁的王安石同学考中进士,正式走入大宋帝国的官场。发榜时,一份Offer放在他面前:入馆阁做清闲官,将来晋升也快。
王安石怒了:“你们都把我当什么人,这种娘炮干的事也来烦我?我要申请换岗位。我要下!基!层!”
在大家的摇头叹气声中,王安石收拾好包袱,带着干粮,来到浙江鄞县,整整做了四年的县令。在一千四百多个日夜里,王安石见过被贫穷逼疯的农民,见过欺压百姓的豪强,见过油嘴滑舌的小吏,也见过偷盗杀人的强盗。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王安石看懂了鄞县,也就看懂了大宋帝国,治理鄞县的办法,也是治理大宋帝国的办法。
赋税收多少,同事关系怎么维护,怎么逼豪强出钱,怎么保护农民,怎么抓小偷……甚至心术算计,他都懂了。将来只要有机会,把这一套放大再放大就够了。
理论结合实际的威力,让王安石有信心和底气搞定大宋的麻烦,就像他在《登飞来峰》中说的: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而这一切,都来自多年基层工作的阅历。后来那场轰轰烈烈的变法,也是在此时扎下了根。
把杜甫和王安石放在一起比较,其实挺有意思。在文学领域,他们都是顶尖的人物,就算杜甫比王安石略胜一筹,但在历史长河中也区别不大。而在人生理想上,王安石成功了,杜甫却不及格。
他们都是书生,王安石有规划、有目标地稳步前进,在需要改变的时候,他也能迅速抛弃书生气,表演一个漂亮的转身。
而杜甫呢?
年轻时随波逐流,浪费大好青春,当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时,又始终不能为了理想孤注一掷,就这么小心翼翼地、拧巴地活着。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说的就是杜甫。
幸好,他在另一个世界征服了万里江山,用白居易的话说就是:天意君需会,人间要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