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夏,鄂县。
新晋吴国尚书令诸葛瑾正在家中会见同僚。
其子诸葛恪忽自屋外匆匆而入,衣冠不整。
诸葛瑾脸色一黑,便要呵斥。
但被陆逊阻拦:
“元逊素来不修边幅,你即便今日斥。。。
晨光初透,海天相接处泛起一抹鱼肚白。水昭仍立于礁石之上,手中那枚普通贝壳已被露水浸润得温润如玉。他闭目倾听,潮声之外,竟有细碎脚步由远及近,轻盈却坚定,像是无数双赤脚踏过沙砾,又似竹板敲击青石的节奏。
是孩子们来了。
他们从渔村各户走出,背着粗布书囊,手里攥着油纸包好的早饭团子,一边走一边低声背诵:“民为本,政以行;言有信,事有恒。”这是《归心辞》第六章的开篇句,也是夜校今晨要讲的内容。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跑在最前,看见水昭便挥手喊道:“水先生!我们今天要教新来的弟弟妹妹写字啦!”
水昭睁开眼,笑意浮上眼角。他将贝壳轻轻放回沙滩,起身迎去。“好啊,”他说,“那你们可得先写对‘人’字,一笔不歪,两划端正??这字虽小,却撑得起整篇《归心辞》。”
孩子们嘻嘻哈哈围上来,争着说昨夜母亲如何借着灶火光教她念完三段律令条文,又有孩子骄傲地掏出一张皱巴巴的麻纸,上面用炭笔写着歪歪扭扭的一句话:“我要当夜校先生。”落款是一个大大的“王二狗”,旁边还画了只咧嘴笑的鱼。
水昭看得心头一热。他知道这张纸不会被收藏进太学典籍馆,但它比任何诏书都更接近新政的初心。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铜铃声。一辆由两头黄牛拉着的木车缓缓驶来,车上堆满竹简、粉笔与成捆的麻纸,车辕上坐着一位戴斗笠的老者,正是原会稽郡学博士陆明德。三年前他还曾撰文斥责“庶民议政乃乱纲常”,如今却主动请缨,带着几名弟子巡游东南诸县,专为基层夜校送教材、授读法。
“水兄!”老者跳下车,摘下斗笠,露出花白鬓发,“我刚从婺州回来,那边三十个村子已连成‘共读网’,每晚轮流办课,谁家有灯谁家开堂。有个八岁女童,竟能背下整部《季汉刑律摘要》,还能给邻里断家务纠纷!”
水昭拊掌而笑:“这才是真正的‘礼失求诸野’。”
两人正说着,忽见海面驶来一艘快船,帆影如剪,破浪而来。船头站着一名披甲军官,腰佩虎符,正是荆州屯田军副使赵云泽。他跃上岸,抱拳行礼:“水先生,苏大人已在江陵设‘南学总署’,专管五溪蛮、板?夷等族教育事宜。第一批百名教师已出发,皆为自愿赴边的青年士子,每人除带课本外,另携农具一套、医书一册、种子五升。”
“种书亦种稻,育人先养命。”水昭点头,“这条路,总算走通了。”
赵云泽又道:“更有奇事??上月乌桓使者途经江陵,见孩童在田埂上以树枝习字,竟驻足半日。临走时留下马二十匹、皮裘三十领,只求换十册《归心辞注疏》带回草原。苏大人允之,并附亲笔信一封,劝其‘莫以骑射夸雄,当以诗书立族’。”
水昭仰望苍穹,云卷云舒,仿佛天地也在默许这场无声变革。
数日后,长安再传佳音。周芸主持编纂的《女子启蒙六卷》正式颁行全国,内容涵盖识字、算术、妇婴护理、家产继承权释义及公共议事规则。尤为震动朝野的是第五卷中明确提出:“女子嫁后仍保本姓,子女可随母姓;寡妇再婚不受族规拘束;凡女子年满十五,有权申请入学、参选乡议、承袭职役。”
诏令下达当日,洛阳街头一名卖菜妇人当众撕毁夫家族谱,高声道:“我叫李阿槿,不是‘张门某氏’!从今日起,我的摊位叫‘槿言斋’,卖菜之余,也教小姑娘们认字!”围观百姓先是惊愕,继而鼓掌喝彩。三日后,此类“自命名”风潮席卷十七州,民间戏称“一字千金”。
刘珩闻之大悦,特召周芸入殿,问:“此举恐触怒旧族,你不怕风波再起?”
周芸神色平静:“陛下可知,去年全国夜校毕业的少女中,有七成回到家中,第一件事便是为自己重新取名?她们不要乳名,不要夫家称呼,只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这不是叛逆,是觉醒。若连名字都不能做主,何谈‘天下一家’?”
刘珩良久无言,终提笔御批:“准。凡改名者,官府免费更籍,不收分文。”
与此同时,北方边境传来新消息:匈奴右谷蠡王仿照季汉体制,在龙城设立“草原文塾”,召集百名牧童学习汉语与算术。其妻亲任女师,教授纺织改良与儿童养育知识。使者南来时带来一幅羊毛织锦,图案竟是《归心辞》首句“天地有情,万物共生”,下方绣着一行稚嫩汉字:“我想读书。”
刘珩命工部将其悬于紫宸殿东壁,与历代功臣画像并列。
然而,并非所有回响皆为颂歌。
关中某县,一名老儒生深夜焚书,哭喊“圣道崩矣”;陇西三族联合抵制“女子入谱”,甚至囚禁前来宣讲的少年言官;更有一批隐居山林的旧士联名上书,称新政“弃礼乐而崇俚语,废尊卑而倡妄言”,请求恢复科举八股、重立四书为唯一教材。
面对汹涌暗流,刘珩未动一兵一卒,只下一道诏令:“凡愿讲学者,无论新旧,皆可报名参加‘百家论道会’,于明年春在嵩阳书院公开辩论七日。胜者,其学说纳入官学体系;败者,亦赐田五十亩、宅一所,养老无忧。”
消息传出,天下哗然。有人讥讽此举为“以口舌代刀剑”,也有人赞其“开千古未有之宽容”。
苏霁得知后拍案称妙:“此非争胜负,乃是示天下以‘理可辩,道不独’。昔日秦皇焚书坑儒,今上却请骂他的人登台畅言??这才是真正的自信。”
果然,不到一月,报名者达三百余人,既有白发苍苍的经学家,也有来自交州的黎族长老、西域胡僧、甚至一名曾为奴婢的盲女琴师。论题从“民是否可议政”到“女子能否为官”,从“税赋该不该均平”到“死刑是否应复核”,无所不包。
水昭受邀担任首场主持人。那一日,嵩阳书院内外人山人海,不仅有官员学子,更有农夫、工匠、商贾、戍卒,乃至扶老携幼的妇孺。他们自带干粮,在雪地中排队三里,只为听一场“不用跪着也能说话”的讲会。
第一场辩题为:“庶民识字,利大于弊乎?”
正方为首的是十二岁的夜校学生林小禾,她穿着洗得发白的青布衫,声音不大却清晰有力:“我娘去年冬天病重,大夫写了药方,家里没人认得字,抓错了药,差点没救过来。后来我学会了认字,现在全村人生病都来找我读方子。你说,识字是不是救命的事?”
反方是一位须眉皆白的老进士,冷笑曰:“妇人小儿妄议大道!百姓但知耕织足矣,何必染指文字?一旦人人能言,纲常何存?”
林小禾毫不退缩:“您说百姓不该说话,可《孟子》里明明写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话是谁写的?不也是读书人吗?若您觉得这话不对,那就请您把《孟子》也烧了!”
全场轰动,掌声雷动。